第二十篇道章 [王本十八章]
故大道廢， 故而，君主放棄了為政的大道，
有仁義； 於是產生了仁、義等政治標準；
慧智出， 君主用權謀手段來治理，
有大偽； 於是產生了整套的禮教法度；
六親不和， 親屬關係不和睦，
有孝慈； 於是產生了孝子慈父等榜樣；
邦家昏亂， 邦國家族遭凶喪，上層爭權奪利，
有忠臣。 於是產生了忠於職責的臣吏。
本章文字起首“故”從帛書甲、乙本加上，餘皆從王本。加“故”，證明本文乃承上而來，可為以道注德的一條佐證。
四個“有”字前，乙本均有“安”字，甲本均有“案”字，此“安”（案）均為“乃”、“於是”之義（請參閱上篇道章注解），刪去意義無甚出入，約定俗成而從王本。
本篇德章論“上行下效”之理。中間一段，“天下多忌諱”、“民多利器”、“人多伎巧”，似乎是從民風對政局影響角度立說的，但究其實，這些還是上行不正所造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從“下梁歪”可能造成整幢樓的坍塌的角度發出警報，並不是要為“上梁不正”作掩蓋。“我無為而民自化”雲雲，更是點明了這一點。而本章的論述，更是直接點明造成一切國家動亂的原因是在上麵，此其一。其二，上章所述“利器”、“伎巧”、“法物”，是從器物角度說的，用現代術語來說，是從物質文明角度說的。而本章之“仁義”、“大偽”、“孝慈”、“忠臣”則是從觀念、從精神文明角度說的。物質文明，是中性的，物本無害，過則為災；而事關觀念，褒貶則是鮮明的。“仁義”、“孝慈”、“忠臣”，在當時都無疑是褒辭，因此，“大偽”也應該是褒辭。從《荀子》在“偽”的用法已有貶義的大語境中，還是大力地、熱烈地肯定“偽”、崇揚“偽”（《性惡》篇：“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禮論》篇：“故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可見“偽”之原意是褒的，到戰國後期才慢慢變為貶義的。（如《荀子·禮論》篇中兩處用“故曰”，一般是對前人著述之引文。）而“偽”義由褒轉貶，很可能與對“有大偽”的理解有關。在“偽”褒、貶義並存的情況下，考慮到本章語境等因素，“大偽”作褒義解，依《荀子》，可意譯為“整套的禮教法度”。
“仁義”、“大偽”、“孝慈”、“忠臣”，在當時都是人們所稱揚、推崇的觀念，而《老子》卻從這些正麵現象中看出，此乃對為上者錯誤行為進行補救，正可以從表麵的虛火偏旺來透視內裏的陰陽失調，這充分表現了《老子》思想的深刻。
“六親”，泛指親屬，從“有孝慈”來看，“不和”專指親屬關係中的父子關係，也是對君臣關係的一種比喻。
“昏亂”之“昏”，帛書甲、乙本均作“”，而上章“邦家滋昏”之“昏”，帛書甲、乙本均作“昬”，也可證王本等世傳本中同一“昏”字，在帛書中為兩種不同的意思。
又，王本作“悶”者，傅本都作“閔”。如王本二十章：“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帛書甲本作：“鬻人察察，我獨嗬”；傅本作：“俗人皆詧詧，我獨若閔閔”。王本五十八章“其政悶悶”，傅本作“其政閔閔”，帛書甲本毀損，疑亦作“其政”。故帛書甲本之“”，似應為傅本之“閔”。然則此句，傅本亦作“昏亂”，而不作“閔亂”。查“昏”也有“凶喪”之義，開始時可能僅指早夭。《左傳·昭公十九年》“劄瘥夭昬（昏）”，孔穎達疏：“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昬（昏），謂未三月而死也。”但從傳文與孔疏看，此“昬”似應通“”，讀若“閔”。在此意義上，“昏亂”與“閔亂”同義；而“邦家昏亂”與“六親不和”也有了聯係，核心都是繼承權問題。
“忠臣”，帛書甲、乙本與傅本均作“貞臣”。先秦時“忠”，隻是竭誠負責之義，與“貞”義通（請參閱《第一篇德章［王本三十八章］》“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句注），故從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