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誌鈞先生對“治人事天”的解釋很透徹，而且他特別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嗇”集中反映了“西周初年”統治者的思想，這一點十分重要。從《老子》的哲學體係來說，“恒”為本原本體，與“‘恒’道”作用方式相似的混成之物“道”也是“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母”，“天”的位置再不是至高無上，隻是效法於“道”的大物而已。因此，“事天”在《老子》哲學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把“事天”理解為“養性”的各注家，可能因這一潛在的結解不開，故曲求其解。然而，若依以道注德說，那麼，這一矛盾之處，恰恰是《德經》為老子摘錄前賢著述的一條佐證。在科學研究中，解釋不通、有矛盾的地方，往往是重大發現的突破口，問題是我們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方法。
徐誌鈞先生對“嗇”之義也作了詳細的考證：“那時是禮器粗陋，祭具皆為粗陶與瓠製品，牲隻用犢，席隻用的時代。這種質樸的祭祀與原始社會末期的生產力是相適應的，是遠古遺風的繼續。《禮記·禮器》：‘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杓。此以素為貴也。’《禮記集解》：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但杼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尚質之義也。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犧尊上用粗麻之布覆蓋。《冪人》雲：大路素者，謂祭天之大路質素而無金玉之飾也。結草為席，謂之越席。《禮運》言越席，謂祭宗廟之席，結蒲莞為之者也，與大路連文，謂祭天之席，結槁為之者也。這些就叫‘嗇’，是祭祀必須體現的精神。《禮記·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性也。’《禮記集解》：‘天地之性，本無可象，但以質素之物，於衝穆無為之意為稍近，故用之以祭。’……‘嗇’的思想不僅表現在祭祀中，春秋時已演為德的一部分，成為當時社會普遍的關於人君之德的準則之一。《左傳·桓公二年》：‘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魯莊公塗飾桓宮梁柱，匠師慶批評：‘今先君儉而君侈，令德替矣。’嗇即是儉，儉即是德。”
徐先生的解釋，消除了這樣的心頭疑問，“事天”為什麼“莫若嗇”？很節省地舉辦祭祀儀式，不是對“天”不很恭敬，很敷衍了事嗎？通過對“嗇”的理解，也對《老子》的思想來源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在今人看來很反常、很矛盾的現象（事天莫若嗇），在古人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不經一番仔細的考證，處在今天的語境中，想當然地去理解古文原意，難免鬧出“郢書燕說”的笑話來。
弄清了“事天莫若嗇”之義，“治人莫若嗇”之義似乎較好理解了，但也不盡然。《呂氏春秋·先己》篇中，對“治人莫若嗇”的意義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先己》篇中，還講了個故事，來證明這個道理。“夏後伯啟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複之。夏後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民服。”“處不重席”等等，就是“嗇”。因此，“嗇”也可以看作“治身，嗇其大寶”的省語。但這“治身”，不僅是生理上的養性，“及其天年”。“用其新，棄其陳”雲雲，也隻是譬喻，盡管“處不重席”等等是歸屬於“養性”的。從政治角度提出的“治身”，除了生活節儉外，更重要的權力的謹慎、正確的使用，“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故而，“嗇”就是“貴身”、“愛身”。“治人事天莫若嗇”，與“貴為身於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第十五篇道章［王本十三章］》）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綜上所述，“治人”之“嗇”與“事天”之“嗇”有其共性，也有分別。“治人”之“嗇”在“治身”（在生活與權力使用等各方麵嚴格要求自己），“事天”之“嗇”為“治具”（遵古之簡樸）。“身”為君主之身，“具”為君主用具，“嗇”就是對君主的嚴格要求。這正如《左傳·隱公五年》中所載臧僖伯之言“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雲雲。（請參閱《第二十篇德章［王本五十七章］》“法物滋彰”句注解。）
然而，“治人事天莫若嗇”之提出，應該不是泛泛而論，務虛而已。《左傳·昭公二十年》記齊國佞臣梁丘據與裔款去對生病的齊景公說：“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以辭賓。”齊景公聽了這話很高興，去對晏嬰說，被晏嬰駁了一通，齊景公免了祝、史的罪，並對政策作了一番改進。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事鬼神“豐”為“敬”，已經是當時的流行的觀念。魯昭公二十年為公元前522年，距魯隱公五年（公元前718年）約二百年。魯隱公時，事天“嗇”還是主流話語，理直氣壯，二百年後，“事鬼神豐”已是流行觀念，誅人之根據，可見“治人事天莫若嗇”的現實（當時之現實）重要性，也可推想此語之提出，似在春秋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