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篇道章〔王本二十章〕
絕學無憂。 君主不要以榜樣自居，不要聽拍馬奉承。
唯與阿，其相去幾何? 順從與諂媚，從表麵上看差別能有多少；
美與惡，其相去何若? 而實質上，好壞的相距是多麼的大啊！
人之所畏， 讓周圍的人畏懼的君主，
亦不可以不畏人。 也不能不反過來懼怕他周圍的人。
荒兮， 縱歡作樂嗬，
其未央哉。 那是看不到頭的。
眾人熙熙， 人們熱熱鬧鬧的，
如享大牢而春登台。 好像為了分享世子降生的大牢而在春日登上高台。
我博焉未佻， 我在這樣的場麵中多有所感而未受其染，
若嬰兒未咳。 就像初生嬰兒還不會笑。
儽兮，似無所歸。 疲憊狼狽啊，似乎無家可歸。
眾人皆有餘， 大家都玩得心滿意足，
而我獨若遺。 而我卻若有所失。
我愚人之心也， 我這笨人的心，
惷惷兮。 無知無識啊!
鬻人昭昭， 保姆們明明白白，好像什麼都知道；
我獨若昏兮； 唯有我一個人糊裏糊塗嗬。
鬻人察察， 保姆們像大屋頂一樣處處蔽護著我，
我獨閔閔兮。 而我卻像家有喪事，心裏感到很孤獨、很悲哀。
惚兮，其若海； 晃晃然，像在大海中；
恍兮，若無所止。 茫茫然，仿佛沒有邊。
眾人皆有以， 大家都有高興的理由，
我獨閌以鄙。 唯獨我是由於弱小而被抬到高位上。
我欲獨異於人， 我的喜好與眾不同，
而貴食母。 把乳娘的奶汁看得最貴重。
絕學無憂。曆來注家，“學”都作“學”解，“憂”都作“憂”解，字麵義為“拋棄所謂文化學問，才能免於憂患”（《任譯》）。為什麼說“絕學”能使“無憂”，各家分歧很大，或褒或貶，莫衷一是。因為我的解釋與之根本不同，故對各家觀點都不再贅述。
我的解釋是，“絕學”之“學”，非今日“學習”之“學”，乃身教義。“絕”，即君主不以民眾之榜樣自居。“無憂”之“憂”，也非今日“憂（現簡化為“憂”）患”、“憂愁”之“憂”，而是“優（現簡化為“優”）遊”之“優”的本字。《說文》：“憂，和之行也。從攵，聲。《詩》曰：‘布政憂憂。’”徐灝注箋：“許（慎）雲‘和之行’者，以字從攵也。凡言優遊者，此字之本義。今專用為憂愁字。”在許慎撰《說文》時，“憂愁”之“憂”寫作“”，或訛作“”。《說文》：“，愁也。從心，從頁。”徐鍇係傳：“心形於顏麵，故從頁。”“”是個會意字，表示心裏的愁思在臉上反映出來，“頁”表示頭部。後來字義發生變化，“”字廢棄不用，“憂”代替“”表示專指“愁”，而“優”則代替“憂”，來指“優遊”等義。但這一切變化都發生在《說文》成書之後，而《老子》成書要比《說文》早幾百年。
從現今出土的郭店楚簡、帛書看，楚簡應為“憂”字，帛書甲本毀損，乙本為“憂”字，則《老子》古書為“憂”無疑。此“憂”應是“優”之本字，非為“憂愁”之“憂”，若為“愁”之義，當作“”或“”。到王弼注《老子》時，“憂”之流行義已為“憂愁”，故不假思索，注為“自然已足，益之則憂”，也在情理之中；但此注語中有“足”字，有“益”字，則“憂”可能還是作“優”解，為“厚”義，很可能是後人連王弼的注語也讀錯了。而河上公本注“無憂”為“除浮華則無憂患也”，除我們今日習慣把“憂患”作“憂患”解外，按“除浮華則無優（厚）之患”解，也是通的，畢竟河上公也特別提到了“除浮華”，說明“浮華”與“憂（優）”有關係。從王弼注與河上公注，也可證即使到魏晉時，“憂”還可能是“優”之本字。
搞清楚了“憂”為“優”（優）之本字，我們就可以知道“無憂（優）”到底是指什麼呢?
《管子·小匡》講了這樣一則故事。管仲拜相三日後，齊桓公就對管仲說：“我有三樣大毛病，還能不能當好國君呢?”管仲回答說：“我沒聽說過，不知道。”齊桓公說：“很不幸，我非常喜歡打獵，夜裏也會出去打獵，打不到飛鳥就不回家。諸侯派來的使者找不到我，行政和司法長官也無法向我彙報工作，耽誤了外交內政的大事。”管仲說：“這嗜好雖然不好，但還不要緊。”齊桓公又說：“很不幸，我還特別愛喝酒，白天喝了夜裏還接著喝，耽誤了外交內政的大事。”管仲說：“雖然是不好，但還不要緊。”齊桓公再說：“我的行為有汙點，很不幸，我非常喜歡女色，因此，親屬中美麗的姑娘也有不嫁出去，占為己有的。”管仲說：“雖然是不好，但還不是最要緊的。”齊桓公聞言板下臉來，說：“如果這三樁行為都還可以，那麼，還有什麼不可以做的?”
《管子·小匡》篇接著說：“（管仲）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
照管仲的說法，對國君來說，有“優”與“不敏”這兩樣缺點，比“好田（獵）”、“好酒”、“好色”更危險得多。“不敏”是“不勤勉”的意思，故曰“不敏不及事”，就是“不勤勉辦不成事情”。那麼，“優”又是怎麼回事呢?
“優”，作“優遊”解時，正麵的意思是和樂優閑的意思，相當於今天說的“享樂”與“休閑”。古代貴族宴遊時常有人演劇、跳舞、玩雜耍等以供取樂，這類演員就稱之為“優”或“倡”或“俳”。先秦時君主與貴族有養優之風。優在當時因得君主寵幸，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左右君主，成為政治上一大禍患。孔子深惡痛極之“小人”，應該有一大部分是指的“優”。故而，孔老夫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韓非子》論“八奸”，頭三條，“一曰同床”（女），“二曰在旁”（小人），“三曰父兄”（子），即指此三者。往往“女”“子”與“小人”三者勾結起來亂政篡權。晉獻公時，優施與獻公之寵妾驪姬相勾結，用陰謀詭計逼太子申生自殺，趕走公子重耳、夷吾，立驪姬子奚齊為太子，種下了晉國多年動亂的禍根，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齊桓公本人也是個近優之人，《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桓公屍在床上六十七日，屍蟲出於戶。”齊桓公不聽管仲之言，重用優人的下場，似乎比晉獻公更慘。因此，管仲提出“優”為兩“不可”之一，且以之為首，是有很強的針對性的。管仲說：“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近小人則遠君子，故而管仲說：“優則亡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