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篇德章 [王本六十五章]
故曰：為道者非以明民也， 故而前人說：依道而行的君主，不是把自己放在比人民
高明的位置上，
將以愚之也。 而是要把自己放在比他們愚笨的位置上。
夫民之難治也， 民眾的難以治理，
以其智也。 就因為高高在上者認為自己有智慧。
故以智治邦，邦之賊； 故此，以智謀來治理邦國，是邦國的盜賊；
不以智治邦，邦之德。 不以智謀來治理邦國，是邦國的有德之君。
恒知此兩者，亦稽式也； 是否將這兩條一直放在心上，也是考察君主的一種標準。
恒知稽式， 總是記著這項標準，
是謂玄德。 這就是最基本的德行。
玄德深矣、遠矣， 最基本的德行深藏不露，影響久遠，
與物反也， 與普通生命的價值取向正相反，
乃至大順。 由此而達到天下大治。
本章第一句，王本作：“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從帛書甲本。帛書甲本文句之義與王本無甚差別，從甲本是因為它一上來有“故曰”二字。有“故曰”兩字，一則說明，後麵緊跟的話是引用語，一般引用前賢格言，即《莊子》所謂“重言”。二則說明“故曰”前必有與此相關之論述，“故曰”後之“重言”是對前麵論述的歸納。因此，“故曰”以下文字必是從一整篇文章中摘錄出來的（“故曰”為首的文字，出現在《道經》中，則可視為其以該篇德章為上文，作“以道注德”的一個佐證），因此，可作為《德經》為老子所摘引的一項證明。後起的注本，因章首之“故曰”明顯不符他們所理解的《老子》體例，故刪去，這也證明了帛書甲本較少經後人義校、加工，是比較可靠的古本。《老子》中的章首“故曰”，其價值相當於恐龍化石，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故曰”後的“重言”到何處為止?細辨文義，似應到“邦之德”。一個標誌，“邦之德”前，“知”均為名詞，作“智慧”、“智謀”解；“邦之德”後，“知”均為動詞，作“知曉”、“遵行”解；且前後行文節奏也有所不同。但此還僅是猜測，不足為憑，因此在“故曰”後引語不加引號。但為了區別帛書中前後之“知”不同含義，故從王本將作名詞之“知”均改為“智”。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曆來作為《老子》向統治者出謀獻策，推行愚民政策的一條罪狀。因此，需細加辨析。我們不能因為帛書甲本有“故曰”，說明這是引用的話，來替《老子》開脫。即使可以肯定《德經》非老子所撰，但老子摘引這些論述，就說明他基本上是同意這些觀點的。按照當時做學問的慣例，述而不作應視同創作，老子承擔《老子》這本書所帶來的榮譽，也同樣需要承擔《老子》這本書所帶來的責任。因此，還是要回到文句本身，看看《老子》是否應該承擔責任，承擔什麼責任。
曆來對“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之“明”、“愚”，是按使動用法來理解的，解為“使民明”、“使之愚”，這樣，直接照字麵譯成白話，即為“不是使人民明白，而是使他們愚笨”（《古校》）。盡管這樣的觀點，在《老子》一書中顯得很突兀，難見與之相呼應者；盡管從王弼、河上公開始，即在對“明”、“愚”的理解上做文章（王弼注：“‘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其真、順自然也”；河上公注：“‘明’，知巧詐也”，“（愚），使樸質不詐偽也”），故現時多數白話譯本，將這句話譯如：“不是教人民精巧，而是使人民淳樸”（《陳注》）；但認定《老子》有“愚民”思想者，是不會輕易放過這一把柄，接受這種辯解的。古棣先生說：“他們（指古棣先生稱之為‘偽河上公’者與範應元等）這種說法也‘對’，站在剝削、壓迫階級立場，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者，吃了智慧果，不愚了，為了自己的利益做起非法爭、合法爭來了，不服從統治了，當然就是淳樸消散，就是詐偽了。舊日地主階級及其官僚，不是把聰明的跟他作爭的農民叫做‘刁民’嗎?近來還有人根據後世的個別傳本‘愚’字作‘娛’，而說老子不是要實行愚民政策，而是使民眾娛樂。這完全是錯誤的……”古棣先生所批評的近人叫詹劍峰，他的論據來自無名氏的《道德真經次解》，《道德真經次解》又根據的是唐遂州龍興觀碑。盡管不同意古棣先生的觀點以及某些論據，但我認為他對《老子》原文應是“將以愚之”而不是“將以娛之”的辨析是較充分的，對這一結論我是同意的，因此在這裏不再詳引與分析。
從王弼、河上公直到陳鼓應的注解，確實有明顯的先天不足。因為把“明”理解為“巧詐”，把“愚”理解為“淳樸”，不管這種說法提出時間多早，不管可以引來多少佐證，要說這就是《老子》本意，總不免牽強。《老子》為什麼不直接說“非以巧民，將以樸之”呢?“巧”與“樸”等詞畢竟《老子》中都有。若說此章在《德經》中，《德經》非老子所撰，因此可以允許本章中“明”、“愚”用法與其他章不同；但《德章》非老子所撰本身是需要證明的，不能引來作為證據。而且“以道注德”是本人第一次提出，以前注家認為本章中的“明”、“愚”與其他章的“明”、“愚”，尤其是“明”（因為有不少注家認為“我愚人之心也”之“愚”也是“淳樸”義），取義相反，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像這樣的自說自話，怎麼能讓持相反觀點者（如古棣先生）能夠信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