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詁》引《逸周書·武順》篇：“吉禮左還，順天以立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詩·裳裳者華》：“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以證之。從《左傳·桓公五年》看，周桓王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虢公為當時主政卿士，將右軍；而周公黑肩隻是一般王卿，則將左軍，可見“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在春秋初期已然如此，似乎是有傳統的。故魯桓公八年楚國伐隨時，隨國大夫季梁要特別指出：“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季梁的戰術，是攻擊對方的薄弱部分，這與魯桓公五年鄭國大夫子元提出的策略，思路是一樣的。鄭莊公采納了子元的意見，故一戰而敗王師；而隨侯沒有聽取季梁的進策，終遭敗績。不過從季梁特別指出楚人用兵上將軍居左這一點來看，當時中原諸國用兵，習慣是“上將軍居右”的。
梁啟超將“尚有‘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此皆戰國時官名，前人已言之矣”，作為質疑《老子》“或身分甚晚”之一點，實在武斷得可笑。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邦多無常備軍，開戰時軍隊乃是臨時征集調度的，因此，怎麼會有“偏將軍”、“上將軍”這樣固定的官名呢？但從《左傳》看，周王出師已有右、中、左三軍，楚國出師也有左、右兩軍，既分三軍或兩軍，統領各支軍隊的指揮官必有其稱呼，或稱之為“偏將軍”、“上將軍”，此乃臨時稱謂，不見於《周禮》等典章，也不見於《左傳》之類的史書，也是自然的事。何況梁任公能說自己已見到春秋時所有典籍嗎？他所言之“前人”，有資格說這樣的話嗎？以己之認識盲區，作為質疑的根據，哪怕我對他別的學問再敬重，這裏也隻能以“可笑”言之了。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襲為上。此據帛書，王本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不祥之器”與“君子之器”位置前後互換。從文義看，承“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下來，也應該先得出結論“非君子之器”，然後再說明為什麼“非君子之器”（非貴族平時居用之器具），因為它乃“不祥之器”。“不祥之器”也有用的時候，“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照字麵直解，是不能了結，事情無法解決的意思，引申為“實在沒有辦法”。今多用引申義。我依本義譯之，一則因為《老子》成書年代早，能取本義盡量取本義；二則因為這樣解與“用兵”比較貼切。“襲為上”，此依甲本，乙本作“恬為上”，疑“”乃與“”形近而誤，而“”則是“襲”的異體，一用“衣”作旁，一用“衣”為底。“”後另有其意。《說文》：“，絝也，從衣，龍聲。”何為“襲”？“，假借為”（《朱訓》），“襲”即為“襲”。《荀子·儒效》“而能跡於文武”，楊注：“，襲也。”“‘襲’字引申為凡襲之用”（《段注》），《管子·君臣下》“狡婦襲主之請而資遊慝也”，集校引李國祥雲：“襲，襲也。”可見“襲”在當時為固定用詞。“”又作“掩”。《易·困·彖辭》“困，剛也”，《陸釋》：“，本又作掩。”故“襲”後多寫作“掩襲”。“掩，襲也”（《慧琳音義卷六》“掩泥”注引《韻英》）。《字詁·奄掩閹》：“覆義當歸‘掩’。從上覆之，從後取之並曰‘掩’，本掩取禽獸之義。”從《字詁》的解釋可以看到，、掩本來都是抓捕禽獸的方式。“”是用網從上罩下去，“，覆取也”（《集韻》），“，謂網取禽也”（《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李周翰注）；“掩”是用手去抓抱，“掩，斂也”（《說文》）；後引申為出其不意地攻擊敵軍。因為“兵”乃“不得已而用之”，故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一戰而畢其功，而不是曠日持久地對抗，長期與敵軍處於交戰狀態。否則，就變“用”為“居”，變“奇”為“正”了。故曰：“襲為上”。王本作“恬淡為上”，各注家通常譯如“最好要淡然處之”（《陳注》）。“用兵”怎麼算是“恬淡”？是對成敗得失不斤斤計較，還是不把“用兵”這件事情看得很嚴重？“兵”既是“不得已而用之”，要不計較，要不看得嚴重，也不可能。“用兵”即有流血犧牲，“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兵”需慎用，少用，但一旦用之，豈可等閑視之，“淡然處之”。“淡然處之”，是將士卒之生命當兒戲，比不戰而降還不如。所以“用兵”以“恬淡為上”，於義不通。也難怪王純甫、紀昀、譚獻、奚侗、易順鼎、劉師培、勞健、馬敘倫及古棣先生等，認為本章中包括“恬淡為上”在內的許多話為後人注語羼入正文。在未見帛書的情況下，作這樣的猜測，也情有可原。遺憾的是對帛書、楚簡（郭店楚簡作“為上”）有相當研究的注家，還是一味地維護“恬淡”，認為“‘’、‘恬’古音同，‘襲’、‘淡’古音相近”，“，甲本作‘襲’，此從心，蓋即‘’之異體，與‘’音義略同。‘’讀為‘恬淡’”，“甲本‘襲’與乙本‘’，均當從今本作‘恬淡’”（《高注》），可見思維定勢力量之強大，真有點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