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艱難重重
第一節 初露鋒芒
自那日一場元宵禦宴之後，東京城可謂是要變天了，一方歡喜一方愁，王安石這派，如有神助歡喜異常，王安石的最後一次亮劍，可謂是奠定了他作為改革領袖的地位。至此，對待改革一事，兩派的矛盾對立點便從由誰領導轉移成了是否會傷及自身利益。不得不說，對於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抗爭，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劇烈，甚至在此時，更多人是站在他這一邊的，這其中不乏一些士大夫階層的中堅力量。畢竟王安石所提出的財政之道，不需要削減他們的收入，而僅僅作為一種增值的手段，既能為天下百姓謀利，又不傷及自身，何樂而不為呢？
經過為期一月的準備，神宗終於對於這場變法有了第一個正式的動作。熙寧二年（1069）二月，皇上任命富弼為宰相，同時，一個全新的部門——“製置三司條例司”建立，負責人為副相陳升之。
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並未被授以大權，但這絲毫不影響他作為改革主導者的地位。謹慎如神宗，明白改革須得循序漸進，饒是他身為一國之君，也不得任意妄為，對待變法一事，表麵上還應以穩定為主。所以他一方麵以富弼的威望來安撫人心，一方麵讓王安石躲在幕後，全力支持他組建自己的班底。至此，變法的核心人物，呂惠卿、蘇轍、章惇等人，依次走向曆史舞台。
七月，第一項法令均輸法出台。均輸法的意思很簡單，便是增加發運司的權力。發運司是自宋太祖趙匡胤一朝便建立的一個部門，主要負責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運，把南方的物資運到京城來。但也存在弊端，地方發運使沒有決定運什麼的權力，隻得執行三司長官的命令，而遠在京城的長官因為信息的滯後和與民間的脫節，往往不知道這個時節最好的資源是什麼，更不明白每年每地具體收成如何，隻是憑借印象大筆一揮，發運使隻好領命將貨物拉上來。長此以往，必然造成京城的供需脫節，急需的物資稀缺，積壓的貨物卻還在源源不斷地運過來。奇妙的是，京城並沒有因為這種問題民不聊生，反倒愈發繁榮起來，這又涉及了宋朝的商業。
當時東京城的大街小巷裏，小販商家雲羅密布，京城物資的短缺成了商人發財的機會。同時，一些規模較大的巨賈之家，為了尋求製度的庇護，勾結高官貴族，更有甚者，和後宮攀上了關係，這就像是一股湧動在繁華表象下的暗流。
這種民間經濟的繁榮所造成的巨額財富，因為製度的不完善，從來都與朝廷無關，隻流進官僚商戶後宮貴人的口袋。宋朝此前曆來國力強盛，倒也不計較，隻是到了本朝，今非昔比，國庫虧空，日益沉重的歲幣加之官僚係統內的腐敗，一步步蛀空了大宋朝的基底，致使先帝的葬禮都隻得草草而辦，可見財政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當今神宗內心又有著自己的大抱負，如何迅速地斂財，成了變法的最初動機。所幸王安石是一個毫無私欲之人，所以他無視這些不成文的灰色規則，無視這個龐大的官商勾結的利益係統，通過增加發運司的權力，用強硬的國家機器，將這筆巨額的財富從他們手中硬生生搶奪過來。
他任命薛向為長官，用皇帝撥下來的五百萬貫內藏錢、三百萬石上供米作為啟動資金，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將這個屬於國家的買辦機構辦得風生水起。這讓皇帝很快便嚐到了變法的甜頭。的確，王安石現在所做的事情，正如他先前所講，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僅解決了京城的供需問題，更讓國家在買賣之間賺取了差價，同時沒有增加官員、百姓的負擔，乍看實在是兩全之策、完美之計，但事實並未如此順遂。
八月，王府。
采辦物資的家丁剛一進府，管家王貴忙迎上前去，“可買到了？”
家丁無奈，搖了搖頭，打開手中漆盒的蓋子，不出所料，空空如也。王貴雖有所預料，還是忍不住失望，低聲歎道：“這可如何是好，自從七月老爺的新法實施，這城中的商戶便不知是得了誰的攛掇，直說老爺是搗毀經濟的元凶，竟紛紛拉起陣營，絕不向王家出售任何物資。已經一月了，家中的存糧早已見了底，真不知該如何是好。”話音剛落，便聽得身後腳步聲響起，回頭一看，正是夫人吳氏，忙將漆盒順手藏到身後，福身問安。他自小便跟著王安石，忠心耿耿，敬佩其心中誌向，自知數月來王安石已經心力交瘁，吳氏身體一向不大好，這等小事，本該由他作為管家解決，不應給他們添憂。誰料吳氏何等聰慧之人，接連幾日菜蔬上的捉襟見肘她早已察覺，隻消找個後院的婆子一問，便知道發生了何種變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