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教民在晚清社會處於特殊的境地，一身分屬於兩個充滿了衝突的世界--外來宗教組織和民族本土社區，社會地位的交叉性使得他們的心理處於難以協調的矛盾和尷尬狀態。如何身兼“信徒”與“良民”兩不相誤，如何區分正當的宗教關懷與不正當的政治依附，這在當時幾乎是做不到的。尤其是當教民麵臨具體爭端或意外事件時，就更加不知所措了。我們在部分教民的政治意識中發現了這種突出的兩難性：既不能置朝廷國法、鄉裏感情於不顧，又不願放棄與其實際利益和人生信念息息相關的宗教信仰。他們常常身處鄉情與宗教感情，官府法令與教會支配的“夾縫”中“十分憂愁，無法可施。”再加上教民群體的社會邊緣性並沒有因為“奉旨”而完全改觀，他們不為多種社會集團和力量所容納，不為傳統觀念所接受，可以推想這給一部分教民的心理蒙上了黯然、壓抑的陰影，從而更加重了他們對教會及自身群體的親和力和依附性，與自己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母體更加疏遠。這就造成了某種畸形的行為及心理循環，致使這些教民的心理狀態、政治意識也就更加混亂和自相矛盾了。
對於中國教民來說，解決這種矛盾的唯一辦法是將宗教信仰與外國教會區分開，將信仰寄托與反對侵略相結合。但是在本文所研究的晚清時期，我們不可能要求教民群體超越時代限製而達到這樣的認識，因而他們必定是在認同祖國與服從教會之間徘徊不定，難以自拔。
晚清年間，西方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沒有為中國輸入帶有實質性的先進文明和進步意識。當時在教會勢力中占據主要地位的天主教各修會具有政治上等級化（如神父們有同清朝各級官僚相對應的銜號品級，教會文書采用清朝衙門的公文格式）、經濟上封建化（地主莊園式經營）、文化上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和傳播方式上的粗暴性等特征。而基督新教雖然在客觀上曾給中國社會帶來過一些推動進步的刺激因素，例如對西方先進科學知識和某些政治學說的介紹，學校、醫院和慈善事業的舉辦等等，間接地促進了一批新型知識分子的成長，但我們在晚清新教教民中仍很難看到由於教會灌輸而產生的意識進步。晚清基督教會對傳統鄉村社會的幹擾，不可能造成宗法結構的瓦解（有時教會還借助於傳統運作秩序），而它的野蠻幹涉更為中國近代社會和文化的自我更新造成了不少混亂和弊病。基督教文化作為西方文化和組成部分，對西方資產階級思潮的塑造與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但基督教文化不等於西方文化，更不等於在當時還屬先進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國近代思想界的自我覺醒與思想更新，主要是中國幾代新型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以民族自尊和愛國主義為基點，由淺入深地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進行有選擇的吸收的結果，而不是傳教士的恩賜和“上帝的福音”。晚清廣大民眾樸素的民族意識又恰恰是在對包括基督教會在內的西方侵略勢力的抗爭中，逐步明朗和倡揚的。可見，這一段曆史並非像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假設”沒有反洋教鬥爭，中國就可能較順利地吸收基督教帶來的西方新文化。
不能回避的問題是基督教在晚清時期擁有一批為數不少的信徒。來華的傳教士力圖經過教民群體的逐步擴大以達到“中華歸主”，即以基督教文化支配、同化中國民族文化的目的。然而他們的願望並沒能順利實現。基督教的強製性滲入不僅遭到了廣大人民的抵製與抗拒，而且意味深長的是，晚清的教民群體也並不符合外國教會預設的標準。教會的利用了一批吃教和仗勢的分子，而這些人也同樣地利用教會，不僅沒有成為“上帝的選民”，反而更加惡化了教會的形象，加重了當地居民對教會的抵觸情緒。至於那些不算惡劣和勢利的信徒，雖然在政治情感、社會關係上與廣大民眾格格不入，但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成員，還是用自己的方式延續了傳統文化的血脈。一方麵，一些人的意識中仍多少保留著民族自尊的微光，隻要曆史條件成熟，這種微光就可能發展為教會自立要求，並彙入反抗侵略、拯救民族的大潮流中去。另一方麵，教民群體在皈依狀態、信仰方式、教義理解及生活習俗等各方麵也沒有成為完全脫離傳統的“洋教徒”，而是在不自覺地憑借傳統文化中的成份，悄悄地“改造”了基督教文化。晚清教民的信仰心理、政治意識及道德觀念中無不散發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濃厚氣息。教民群體雖然在政治上和社會屬性方麵是外國教會的附庸，但在意識狀態上的上述特性，卻象征著基督教介入與幹預的某種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