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經文是佛對善現（須菩提）說的，所指與本經極為相似，要旨完全一致，但顯然不能說本經是這段經文的集錄與異譯。鳩摩羅什所譯《大明咒經》與《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關係也一樣。
但反過來說，本經確實是簡明地傳播《大般若經》甚深要義的極好的方式。本經所說，的確是《大般若經》的“核心”、“精要”。“紇利那野”，鳩摩羅什譯為“咒”（大明咒），而玄奘譯為“心”，是有精深縝密的考慮的。在唐代法月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有經文說，觀世音菩薩“告舍利子言：善男子，菩薩有般若波羅蜜多心，曰‘普遍智藏’”；在其重譯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則說，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我欲於此會中說諸菩薩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唯願世尊聽我所說，為諸菩薩宣秘法要”，可見此“心”為甚深要義。方光錩先生說：“但近時有的學者考察了曆代經錄記載、敦煌遺書及初唐碑文等各方麵的資料，提出‘多心經’這一名稱在玄奘在世時已經出現，並在唐代廣泛流傳，其使用頻率要超過‘心經’。因而主張從‘多心經’到‘心經’這經題的變化，反映了人們對《般若心經》觀念的變遷；並指摘後人用‘核心’、‘精要’來詮釋‘心’字的含義，恐有訛誤”，又以 “紇利那野”，也可譯作“真言”、“心咒”，來支持這一質疑，這個觀點，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
由這個“心經”還是“多心經”的問題，來解釋一下“波羅蜜多”。波羅蜜多是梵文Pramit的音譯，在玄奘的譯本中都是這樣譯的，而在鳩摩羅什的譯本裏都譯為“波羅蜜”。波羅蜜多，可意譯為“事究竟”、“到彼岸”、“度無極”、“度”等，指的是菩薩大行，“到彼岸”是指菩薩把眾生度到彼岸，而非自度到彼岸。過去理解“波羅蜜多”，如“布施波羅蜜多”、“持戒波羅蜜多”、“忍辱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禪定波羅蜜多”，可能有意無意將“到彼岸”理解為自度；通過實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方法，使自己能超脫此岸，到達彼岸。這樣理解，就把“布施波羅蜜多”等混同於“布施行”等善業行了。“善業行”與“波羅蜜多”的差別，就在“善業行”是自度，求的是六道輪回中的善道福報，通常稱為“人天福報”，而“波羅蜜多”是度別人、度眾生，求的是超脫輪回的涅槃樂。“般若”意譯為“智慧”，“般若波羅蜜多”，正確的理解應為“以智慧來度脫眾生”，或“度脫眾生的智慧”。玄奘改鳩摩羅什譯“波羅蜜”為“波羅蜜多”，初看是將梵文單詞尾音t譯出，更接近梵文原音，但我理解，“多”是音譯兼意譯，“多”有“眾”意，表複數，這是表明，某一波羅蜜多，不是一種度眾生到彼岸的方法，而是一類度眾生到彼岸的方法的集合，如布施波羅蜜多，就有“財布施”、“法布施”、“身布施”等。但無論出於何種考慮，“多心經”這樣的略稱都不能成立。唐代人習慣以前“波羅蜜”的譯稱，把“多”與“心”連讀，本不足為奇。唐以後“多心經”的略稱不再“廣泛流行”，說明玄奘所譯經已深入人心。除此應無有深意在焉。
綜合上說，本經無論小本、大本，都是傳播“般若”甚深要義的極好方式。通過這樣的方式，使“般若”甚深要義易於受持讀誦，深入人心，真是非常善巧之說法，功莫大矣。
為什麼說《心經》傳播的是“般若”學說的核心要義呢？讓我們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