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皮果
有朋自閩來，遺餘嚐野果數枚，粒如花生，皮黃，無核。味甚苦，然過後滿口清香，即飲淡水也甘冽異常。謂在鄉俗稱“黃皮果”。近日，吾偶記零星往事數則，欲集一束，苦無佳題。忽思及是果，雖非妥帖十分，倒也有緣。於是以之命題，附識。
第四種人
紅衛兵剛紅起來的時候，誰也不知道它有多厲害。開始我還以為中學生天然都是紅衛兵。不就上街掃“四舊”嗎？先是改店名，後來把“舊書店”、“舊貨店”的“舊”字改掉，再後來把“商店”也革命了，統統改成“服務社”。這事很容易，也很好玩。
一天，大概在1966年8月下旬吧，一個同學到家來通知我，說第二天一定要到班裏去。那時已經停課鬧革命了，學校裏可去可不去，但我卻天天去，碰不見同學，看看大字報就回來，革命嘛，要靠自覺。而今鄭重其事地召集，一定有什麼事，我就好奇地問了一聲。那個同學是我唯一的小學到中學的同窗——八年了，別提它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我，你去了就知道了，一定要到的，說完就走了。我也沒有懷疑，那時我實足還不滿十六歲。
第二天，我剛踏進教室，就嚇了一大跳。平時熟識的同學，一夜之間全變了樣。人分成了三撮。一撮都穿上了真真假假、深深淺淺的黃軍裝，紮著寬寬窄窄，牛皮、豬皮或帆布的腰帶，有戴軍帽的，有不戴軍帽的，都戴著紅袖章，嚴肅得像宣傳畫上畫著似的。另一撮沒戴袖章，很少有人穿軍裝，坐在中間，臉上帶著說不出是什麼的表情。還有一撮坐在右邊，都是灰不溜秋的喪氣臉。我腳跟未穩，就有人厲聲叫我“狗崽子”，叫我滾到那晦氣的一撮裏去。我花了好大工夫，才弄明白後來我們這代人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事實。我立刻大聲強辯，我不能算是狗崽子。我父親雖然有“政曆問題”，但我媽媽一解放就是青年團員，1955年就跟我父親離婚了。我一生下來就 姓媽媽的姓，這表明從根上與父親劃清了界限，成份當然應該跟媽媽的。我這一嚷，把教室裏莊嚴的氣氛給破壞了。神氣的那一撮都圍了上來，有的把腰帶也解了下來，在手上晃悠著。我雖然已耳聞北京來的紅衛兵用皮帶頭抽人，但到底沒有感性認識，所以不怎麼怕。況且我本能地感到，這一承認就不得了，也許要像變成牛鬼蛇神的老師一樣去掃廁所，臭還其次，這臉怎見人？我隻好豁出去了。
我一個人跟十幾張嘴辯論了好一會兒。紅衛兵裏幾個小頭兒悄悄嘀咕了幾句，就叫我單獨坐一邊去，暫緩處理。他們開始審問右邊的那一撮，問他們承認不承認自己是狗崽子。這些同學都“黑”得比我明白，便一個個低著頭老老實實承認了。我發現紅衛兵裏為首的竟是我的同桌，不勝驚訝。他是幹部予弟，但天生口齒不清，過去特別怕說話。尤其是上課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時，高高的個子像柳樹一樣東搖西擺，又像脆麻花似的扭來扭去。臉漲成豬肝色，支支吾吾說不清楚，那模樣實在可憐。但那天他真像變了個人，雖然口齒還是不清，話卻非常流利，訓人時還帶著點得意的笑，比我以後見到的各種各樣訓人的人都富有幽默感。那時，我覺得革命真了不起，一夜之間叫人脫胎換骨。
訓完了晦氣的一撮，紅衛兵又對處在中間地帶的那一撮發表演說，指出他們雖然都已加入了紅旗兵，但還要抓緊改造世界觀，向紅五類靠攏；因為職員屬於小資產階級，他們是革命的同盟軍，不過弄不好也會“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那一撮人最多，我的那位八年同窗也在其中。他父親是一家商店的經理，初劃成份時被當作了職員。後來他辯清楚經理也算革命幹部，就很快升了一級。
兩種人處理完畢，紅衛兵集中力量來對付我這“第四種人”。他們還是要我承認是狗崽子，說跟誰姓與跟誰的成份是兩碼事。紅旗兵也幫著紅衛兵來跟我辯論。當時我眼前晃來晃去隻是一張張陌生的熟臉，腦子裏隻想著堅持到底，不然就完了。事後，我回憶起來，紅旗兵要比紅衛兵還嚷得凶；過去跟我關係密切的、希望我幫助他們溫課的，比跟我關係一般的嚷得凶；這叫我好久想不開。
因為我的問題有關政策，而“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故而後來驚動了校紅衛兵大隊部。來了一名勤務組成員，是高一的學生。他比我們初二的更要講道理些。他也勸我承認，說承認就表示願意接受改造，而世界觀是人人要改造，狗崽子的改造任務更重，需要有人監督，所以要越早承認越好，承認狗崽子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我怕改造，還是堅決不承認，並且提出要到市紅衛兵總部去問政策。他同意我去問，在問明白之前，暫且不把我劃在狗崽子裏麵，當然也不能算紅旗兵，我還是我——第四種人。
那天，紅衛兵宣布，每周要返校一次，狗崽子彙報改造情況，跟老狗們一樣待遇。
回到家，我就吵著要去北京串連，再不願返校去。阿娘（其實是外婆）嚇得哭了起來，叫我無論如何不能跟紅衛兵違拗。惹得他們動了怒，上門來抄家，大人都要被剃陰陽頭的。媽媽沒有那麼慌亂，但還是把一部《金陵春夢》燒了。她在舊書店當店員，《金陵春夢》那時是內部書。她買了一部，極珍貴，鎖在箱子裏，從不讓我看一眼。這回她怕萬一“兵”爺們上門，有理說不清，就忍痛割愛了。
我硬著頭皮返校去。每次紅衛兵都想把我劃進狗屬裏，我都說要去市總部。拖不過，隻好鬥膽去闖一闖。
“上紅總部”在人民大道那時新落成的五層樓裏，據說本來造好是作市政府的，這增加了總部在我心目中的威嚴。進門時，我的心落到肚臍眼那裏，擔心出來時發膚能否完好。接待我的是個女的，看年紀像高中生，白襯衫，藍褲子，紅袖章，沒有“兵”相。我們就坐在大門台階上說話。她耐心地聽我敘述，臉色一點也不狠。聽完後她又問了幾個問題，嗓音很甜潤。最後，她對我說：如果你說的都是事實，你可以算你媽媽成份，但你還要注意改造世界觀，跟反動老子徹底劃清界限。
我高興得像逃也似地趕快離開，也沒問她的名字。
我到學校一說，紅衛兵們並不怎麼相信，也不說不相信。他們讓我跟倒黴的一撮處一起，但彙報思想與接受訓斥就恩赦了，我還是第四種人。也不再爭。我知道，官越小越難侍候。
隔不多久，“上紅總部”被砸了，說是老保組織。我又惶惶不安，跑到南京西路常德路的市委接待站去。這回我膽大了些，臨走還問了接待人員的名字。那是個男的，四五十歲，幹部模樣。他說得更有水平。說城市劃成份還沒有明確的政策，但參照毛主席《怎樣劃分農村階級》中的第幾條與第幾條，你可以跟媽媽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