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曉卉也看到了他，他們互相看了一會兒，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後來有一天，武曉卉說，提老師，對不起，你是個好人。我不該對你那樣。可我不是有意的，你知道的。
提山坡說，我知道，我知道的。
說這話的時候，平房區已經罩上了黃昏的影像，不再冒出烏煙的煙囪用自己依然醒目的骨骼頑強支起了一片最後的睛空。什麼蟲兒和什麼鳥兒都開始在做功課一樣地叫晚了，它們的叫聲就濃濃地染入了煙囪支撐起的晴空裏。
這兒真美。我經常想起它，夢見它，我忘不了這個地方。在我的眼中，再高的大廈也沒這兒美。武曉卉說。
哦，你說得對，這兒是美的。提山坡說。
武曉卉在外麵找了一份文字校對的工作，這樣工作就可以在家裏進行，買菜做飯什麼的樣樣都不耽誤，還可以隨時和母親說說話。該什麼時候熬藥、該什麼時候替母親洗澡，有條不紊。漸漸地，母親淑芬的狀況有年恢複，氣色明顯好看多了。
征得領導同意，提山坡把《星期刊》的一部分校對交給了武曉卉。武曉卉接受了。默默地看了提山坡一眼，沒說什麼。但還是能看出她內心的驚喜。提山坡每次把大樣交給她的時候，她都忍不住立刻將上麵的文章，包括標點符號在內，粗略地過一遍，嘴角浮現出調皮的笑容。她的校對又快又好，是提山坡沒有想到的，一兩個整版，她當晚就可以完成。差率低於1/10000。大部分時間不出任何差錯。她經手的稿子，提山坡是最放心的，大都直接簽字付印。她的眼睛特別尖，一篇3000餘字的講“腦體差別”的稿子，正文先後用了十四個“差別”，提山坡連看了幾遍都沒問題，到了她的手裏，一眼就看出其中第十二個“差別”誤打成了“羞別”。其他諸如“幹嘛”（“嘛”應為“嗎”）、“做的對”（“的”應為“得”）、“高興的說”（“的”應為“地”）之類的別字，都逃不過她的眼睛。提山坡印象最深的是武曉卉對使用“做”這個動詞的見解。一篇文章中有“做貢獻”這三個字，武曉卉看了果斷地將“做”改為“作”。
提山坡說，小卉，這三個字應該是正確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還有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字幕，都是這麼寫的。毛主席語錄裏有一句話，我們應當對於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也用的是這個“做”字，沒有錯呀。
武曉卉說，那可不一定。我覺得你們出版報紙，應該使用最規範的文字，如果是錯別字，不管是誰曾這麼用過，也隻能是錯別字。這“做”和“作”的用法有相同之處，不過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當它後麵接非動作性詞彙時一般應用“做”字，如“做作業”、“做人”、“做文章”；接動作性詞彙時則應用“作”字，如“作報告”、“作調查”、“作貢獻”之類。如果不顧它們的區別，把不同的用法混為一談，可能將來大家遣詞造句就再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了，一個字、一個詞想怎麼用便怎麼用，不講語法，就像電視裏的許多廣告詞那樣，讓人聽了一頭霧水豈不大亂了？
說得提山坡頻頻點頭，若有所思。他說，小卉，你說得很有道理，我覺得在這個方麵自己應該向你學習，細心、認真。一絲不苟。其實有些失誤，隻要沉下心來去思考，應該是可以避免的。有時候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大事情，解決一些大問題，可是什麼事情才算是大事情，什麼問題才算是大問題呢？總是大事情沒做成，大問題沒解決，許多看起來小的事情、小的問題卻被忽略了，小卉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我挺可笑的？
武曉卉說，別這麼說，提老師，人無完人，誰都不能保證自己一生沒有遺憾，聰明的人是那些設法使自己少一些遺憾的人。我現在說著這樣的話，覺得自己的臉都要紅了，因為這些並不全是我自己的思想，是我記住了別人的一些經驗。實際上我一個小女子，是沒有資格與你對話的，是你不擺架子，我才敢這麼放肆的。
提山坡說，我發現你很會說話，很善於說服別人，我都服了你了，你為什麼不寫文章呢，你可以寫出好文章來的。
武曉卉說，這個事情我從來沒有想過，可能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說服什麼人吧，你知道麼提老師，平時我是不大愛說話的，在家裏是這樣，到了學校也是這樣，我的同學們就叫我“冷麵啞女”。班級發言，我要麼沒言可發，要麼是最後一個。我沒有想要說話的衝動。我很孤獨，我知道隻要自己一開口孤獨就沒有了，可我就是開不了這個口。有時候我真是挺恨自己的，媽媽也說我，我也下過決心，但是不管用。不知為什麼，我喜歡與你對話。我可以經常與你對話麼，提老師？
當然，提山坡說。
他們之間的話就多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