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當時的做法絕對說得上是不厚道，但是那是人家的事。商業就是如此，爾虞我詐。堪稱不厚道的是，當時的謠言滿天飛都和邵氏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就在合約簽屬的前夕，黑a找到吳治源，讓他在某張白紙上蓋一個公司的章。
吳治源沒有太在意，畢竟幾人都在邵氏呆了好幾年，都對彼此心知肚明。這些年黑a確實積極的在為邵氏出謀劃策，沒有什麼不尋常的跡象。而且白紙蓋章也不是沒有先例，當時吳治源急著去趕赴某個酒局，直接拿出公章就蓋到了那張白紙上。
災難就在這個時候開始了。
邵氏的想法很簡單，收進來再轉賣，賺取差價和政府的人情。當時他們已經和政府搭上了線，因為談的非常好，對方連定金都預付了。事故就出在這裏——邵氏原本預備支出去付給企業主的買斷金再加上那筆政府的訂金，第二天統統失竊。
說是失竊都太客氣了點，因為銀行的人非常清楚地告訴他們，下班前三十分鍾，邵氏公司的負責人拿著公章和資金證明過來，以資金流轉的名義，把所有的錢都取走了。
當一群人意識到不對頭的時候，那位劉先生早就上了飛機奔向國外，帶著足夠一輩子吃喝不愁的錢。
在民國社會有種人叫“蜘蛛”，他們專門設網做局，初期不吝金錢投入獲取上流社會信任，然後後期把網狠狠一收，瞧上一筆巨額財產逃之夭夭。邵力學精明了一輩子，到頭來還是被隻蜘蛛叮瞎了眼。
當時麵臨著破產抄家下大獄威脅的邵氏才是真正倒了大黴，政府的定金收了，企業的兼並還沒完成。最重要的，錢一分沒有了。
那筆大的幾乎是邵氏一年收入的金額，還加上不菲的定金。當時邵氏的高層個個都想把吳治源和那個銀行的職員活活撕碎。按理說銀行轉出這麼大筆的錢必須要給公司打電話確認，但是當時本該在財務室值班的吳治源不在，他去某個麻將局打了通宵，清晨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那個銀行職員因為忙著下班後和男朋友約會，再加上對方確實出示了公章，居然想都沒想就把錢轉給他了。銀行沒有那麼大筆現金，剩下的都被黑a授權操作到了某個國外賬戶，而後分批取走。這個職員也是次日才知道自己闖下了彌天大禍。
那段時間整個公司都處在瘋魔的狀態，那個女職員的家門口被潑了整整一捅大便，走夜路的時候差點被人拿刀捅死，幸好被保安阻止了。而吳治源在那之後幾乎不敢走進公司的門，他在上廁所的時候被幾個人懟進隔間，直接用尿液灌進嘴裏，吐了一地。
幸好當時公司封鎖了消息，對外隻是說有個員工攜款潛逃，沒敢說出多大的數額。如果被媒體知道，他們能連續十年都占領h市日報的頭條，被路人的唾沫活活淹死都有可能。
紙裏包不住火，當李崇霄和馮剛貝叫進會議室的時候，就知道要發生什麼了。
他想過拒絕，但是也清楚拒絕的下場。邵氏裏所有人都得坐牢，他也有連帶責任，商業詐騙，判刑的時候絕不會比吳治源少一年。等出獄的時候，他不確定自己還能不能留住那條命。
所以在那個會議室裏，心懷鬼胎的股東們謀劃出了欺上瞞下的計劃。從倫理道德上講，這個計劃可能就是為了考量人心可以壞到什麼程度——為了邵氏和自己的生存，第一個拋棄誠信，第一個拋棄責任，第一個把良心扔到臭水溝裏的人，他已經記不起是誰了。每個人都舉了手，這成了一場集體犯罪。
然後鋼鐵行業的幾十個中小企業主和唐繼銘都被邀請到市裏某家酒店的高檔會議廳，被負責人告之“簽完合同，錢會馬上打到你們卡上。”
因為長期的良好信任，加上誰也沒發現這場卷款的變故。所有人都乖乖簽了字，然後那遝協議就被迅速送到隔壁的財物和法務人員的手裏，經過幾經刪改，最後變成邵氏自己的合同，對他們完全有力的合同。
然後這些人被告知回去等消息，一直等到政府收購的人來交接，他們都沒有見到錢。
懷疑，焦急，恐懼，和政府以及邵氏反複的拉扯，都使得這群本來生活富裕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陷入瘋狂。他們賣掉了自己的企業，沒有得到一份回報。而且被政府明確告知，他們不再擁有管理權，當廠長什麼的也就成了扯淡。那時候的維權遠遠不如現在便利，反複的上訪申訴甚至是請律師之後，他們都絕望了。
就連法律都不能幫助他們，因為他們的善良，因為他們簡單聽信了別人的話，因為他們乖乖在那份合同上簽了字，隻因為“錢會馬上打到你們卡上。”
他們都是城市的一份子，家裏有老有小，靠著工廠失業來養活。卻在被欺騙後不得不賣房賣地來打官司維權，然後一再的陷入絕望。
再後來，唐繼銘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