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鄧小平：《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０５頁。
鄧小平指出：“進入80年代，隨著美蘇軍備競賽的升級，和平問題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關心的問題。”1984年5月29日鄧小平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說：“現在世界問題很多，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和平問題。現在有核武器，一旦發生戰爭，核武器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損失。”
鄧小平把和平問題形象地概括為東西問題，認為這是東西兩個超級大國和兩個集團的政治問題。
關於南北問題，他在1985年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經濟問題是南北問題。”
鄧小平對東西問題與南北問題的關係進行了闡述，指出：“東西關係與南北關係是各自獨立的、又是密切聯係、不可分割的。這種聯係在於，東西南北關係中突出的和平與發展問題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
和平是發展的基礎，發展是和平的保證，誰也離不開誰。”
鄧小平把經濟發展問題（南北問題）當作是當代世界的核心問題。
他認為南北問題極為突出。現在世界上，北方富裕發達，南方貧困落後。
全世界40多億人口中，富的占1／4，包括北美、歐洲、日本、大洋洲。
第三世界占3／4的人口，有30億人口，大部分還處於絕對貧困狀態。
鄧小平認為很難說10億人口的發達國家的繼續發展，能夠建立在30多億人口發展中國家繼續貧困的基礎上。同時，鄧小平分析，發達國家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發展速度、再發展問題。發達國家要繼續發展下去，他們的資本要找出路，不解決這些問題，他們的發展始終要受限製，如果占世界人口3／4的地方處於貧困狀態，發達國家的商品就沒有市場了。
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流。鄧小平作出這一科學結論，給全世界國家尤其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目標和方向。在國內，他也一再向國人強調，要把戰略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把經濟建設作為核心問題。這是一位戰略家的眼光。
六、不打蘇美牌，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適時的戰略性調整，改變“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觀點，不再以“世界革命和階級鬥爭為綱”，不再實行針對美國的“一邊倒”戰略和針對原蘇聯的“一條線”戰略，完全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鄧小平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說：“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自己人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已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的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鄧小平1984年在講到我國的對外政策和中蘇、中美關係時曾說道：
“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同任何國家沒有結盟的關係，完全采取獨立自主的政策，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人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
鄧小平提出這個不同任何大國結成同盟關係的戰略原則，一是鑒於結盟會或多或少地束縛我們的手腳，有礙中國在對外關係中保持完全的獨立自主，同時他也考慮，作為一個大國，如同蘇美任何一家結盟都不利國際形勢的穩定。
在中蘇方麵，從60年代初兩國兩黨關係冷卻後，中蘇關係逐漸鬆動，但鄧小平認為，要實現中蘇兩國關係完全正常化，蘇聯必須消除它設置的三大障礙，即蘇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蘇軍入侵阿富汗，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軍。1986年，已經82歲高齡的鄧小平談及中蘇關係時說，我已經老了，出國訪問的任務應該說已輪不上我了，但如果蘇聯主動消除三大障礙，那麼我願破例去蘇聯與戈爾巴喬夫會談，以改善中蘇關係。
［１］宗峻著：《總設計師》，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５２３頁。
在對待中美關係上，鄧小平在1979年曾以副總理的身份訪問美國。
近幾年，中美關係有了較大的改善，雙邊貿易額顯著增加，美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也有所放寬，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也在1985年底生效，兩國關係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其他一些問題上，如朝鮮、中東、南非洲和中美洲等問題上則批評美國的一些做法。特別是台灣問題，鄧小平在1986年會見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就認為中美關係“有一個障礙就是台灣問題”。
遵循鄧小平既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的思想，中國既不依據蘇聯的意圖來考慮美國的政策，也不依據美國的意圖來考慮蘇聯的政策，同時也不在蘇美之間搞無原則的等距離，而是從維護世界和平出發，按照每一國際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斷，采取對策。
七、和第三世界手挽手
第三世界是反對霸權主義鬥爭、維護和平與發展的生力軍。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永遠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
第三世界國家共有130多個，占世界陸地麵積和總人口的70%以上。
這裏地大物博，既有廣大的市場，又有特別富饒的資源，其中許多資源是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經濟中生命攸關的物資。第三世界擁有許多戰略要地，無論從經濟上、貿易上，還是從軍事上看，其戰略地位都是舉足輕重的。這裏的眾多人口，由於長期受殖民主義的壓迫和奴役，具有堅強的反抗精神。占世界總人口70%以上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投入到反對霸權主義之中去，必然是一支了不起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完全能決定世界的前途和命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在處理同第三世界國家關係上，始終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基本準則，同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盡可能建立和發展友好關係。他指出：“不要把第三世界分成什麼進步的和反動的，也不要以他們對美蘇的態度來劃分。”他明確表示：“第三世界國家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同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保持密切關係，接受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援助。這是他們自己的權利，並不影響我國同他們發展正常關係。”
在南北關係改善比較緩慢的情況下，中國更致力於探索南南合作的新途徑。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是資金比較缺乏的窮國。如果南南合作主要局限於資金援助上，就不會有廣闊的前景。因此鄧小平認為它們都有自己的特點，都有通過合作取得發展的願望和條件，南南合作是很有前途的，有很多事都可以做。也就是說，必須尋求各種互助方式，方能使道路越走越寬。基於鄧小平這一設想，中國除了繼續對不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還爭取把自己同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經濟關係的重點，逐步轉移到以互利為基礎的經濟技術合作上來，並為此提出了“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四項原則。
［１］宗峻著：《總設計師》，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５２５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