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這概念，在這段話中，還是“貴族”或“合格的貴族”的意思，和《老子》中君子的概念基本一致。但《老子》中“君子”是與“聖人”相對而言的，而《論語》中“君子”主要是和“小人”相對而言的，所以，孔子是對傳統的“君子”概念作了改造的，使之從一個標誌社會地位的概念，變成了一個標誌倫理水準的概念。這一點，在以後解釋“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時再詳細討論。
我在發表於2004年7月12日《文彙報》的《〈論語〉頭條》一文中說：這樣理解，整段表達了民辦教師的價值觀。盡管可能有自嘲之意，但已充分證明孔子是自覺建立中國知識分子話語的第一人。尤其是他使民辦私立學校教師與貴族老爺平起平坐，同稱“君子”，在當時具有革命意義。這段話奠定了孔子萬代師表的地位，放在《論語》頭條，得其所哉。
隨著我對《論語》研讀的深入，我覺得以上認識，還不是很到位。目前，我認識到，《論語》頭條，開宗明義，提出了一個“師文化”的概念。“師文化”概念非常重要，不僅因為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而且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從此誕生，並且成為民族的脊梁。
2006年11月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接受了素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的旅美學者餘英時先生，在198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在當時就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的觀念籠罩下形成對孔子、《論語》、儒學的概念的，所以看到餘英時先生的著作，有耳目一新之感。從此，孔子倡導的是“士”文化，“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成為當代學術界的共識。這次重讀《士與中國文化》，發覺“士”文化這個概念來標誌孔子倡導的儒學，還不到位。“士”，作為四民之一，在孔子之前早就存在了，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文化心態也早就形成了。而“師”與“師文化”，則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也是他以一生的努力、實踐來確立的。官辦學校裏也有“師”，但這“師”是由貴族來擔任，或由官方聘任的，就是吃皇糧的，所以還是依附性的。而孔子身體力行的“師”，民辦學校的“師”，要確立的“師”的概念，是獨立性的。這個“師”是個全新的概念。在孔子之前，也有人做民辦學校教師，也有做得很紅火的，但一般是權益之計，是以後出仕做官的進身階。這就是所謂的“學而優則仕”（按我的理解，應該是“學（敩）而優則仕”），但在孔子的理念裏，還有後一句，更重要的是後一句：“仕而優則學（敩）”，就是做官優秀的要抓教化。孔子早年也有“學而優則仕”的想法，這也是當時的習慣性思維使然，但孔子晚年，是明確“師”不僅是一份可以謀生的職業，而且是一個像貴族一樣可以保持人格高度獨立的社會身份，因為他從事的是教化這項高尚的事業。
“師”這個概念提出以後，在孔子和他的傳人的努力下，“師”的群體實際形成以後，中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就誕生了，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可以說，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世界的古老民族中唯一的曆史不曾發生斷裂的民族，“師”的群體的誕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因為幾千年前，中華民族就是以文化聚族，中華國家是以文化立國。在漢初形成的《禮記》是儒家重要的經典，記錄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思想資料，其中的《王製》篇中說：“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製，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因為氣候、地理等條件的不同，中土的民族和周圍的異族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習俗。東方的夷族，披散頭發，在身體上畫花紋，有的還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南方的蠻族，在臉上畫花紋，裝飾腳趾，也有不吃用火煮熟的食物的。西方的戎族，披散頭發，將獸皮做衣服，有的不吃穀物。北方的狄族，穿羽毛編織成的衣服，住在洞穴裏，也有不吃穀物的。因為“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等文化因素，夷、蠻、戎、狄等異族在中國融為中華民族。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當時，中華民族和周圍異族的差別，不在人種上，也可能不在語言上，而在文化習俗上。
因為是文化立國、文化聚族，所以文化建設問題曆來是中華民族國家的政治中心問題。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就是穿著北方遊牧民族的窄袖短衣去騎馬打仗，卻成為當時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從今天看來，似乎古人榆木腦袋、小題大做得可笑，但“凡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黑格爾名言），擺到十分重視立國、聚族的文化因素的語境中，服飾是非常顯眼的文化符號，當時嚴格地用服裝的質料、顏色、刺繡圖案等來標誌人的社會地位，你再有錢，平民也不能越份穿用貴族的服飾，對“易服”問題這樣大驚小怪，也就可以理解了。這種思路其實一直延續至今。
既然把文化視為立國、聚族之本，文化的傳承問題，在中國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中華民族非常重視傳統，也與中華民族很早就進入農耕社會，變成農耕民族密切有關。農耕民族，祖祖輩輩，世世代代，在同一塊土地上繁衍生息，前人為後人打下基礎，後人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前人的行為是後人的楷模，前人的經驗是後人的借鑒。所以，中華民族有以曆史代宗教的傾向，一家一族的祖宗，不僅是血統之源，更是家業的開創者、道德的典範、崇拜的偶像。在這點上，與代表遊牧民族理念的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華民族重傳統，西方民族重開拓。中華民族重聖人，聖人是生產、生活的組織者；西方民族重英雄，英雄是戰爭的指揮者和勇於領先者。對中華民族來說，國泰民安是最理想的；對西方民族來說，贏得戰爭，從而獲得巨大的財富，是最要緊的。由此可見，文化傳統對中華民族特別重要。尤其是西周贏得全國政權後，周公意識到“文治”的重要性要超過“武功”，馬背上可以得天下，馬背上不能治天下，因此建立了一整套文治的製度，使文化傳統的作用凸現了。“文化”這個詞的本來意思，就是以“文”的手段來實行教化。但“師”這個群體產生之前，文化是由貴族來傳承的，“師”的群體產生之後，文化就由“師”來擔當、來傳承了。這個變化對中華民族來說，也是非常要緊的。貴族，本來屬於統治階級，是當時的政治體製裏的人，他們從文化傳統中吸取的東西、強調的東西，有意無意地有利於統治者。而“師”，我們說他們是獨立的，主要就是指他們獨立於政權，保持了他們的民間立場，他們從文化傳統中吸取的、發揚的，都是對民族、國家的大多數人有利，因而也是對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有利的。這樣，就使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優秀的成分、民主的成分、因而也是先進的成分，源源不斷、生生不息；使中華民族雖然古老，卻永遠充滿活力；使中華民族雖然曆經苦難，卻始終保持高度的凝聚力；這就是中華民族在曆史上幾次遭到異族入侵、入主，卻沒有滅族，反而是入侵、入主的異族主動向中華民族同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麼，孔子建立的“師”群體，或者說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是階級呢，還是階層呢？我認為，說“階級”不對，說“階層”也不對。“階級”“階層”是西方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形成的概念，後來成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是以生產關係中人的經濟地位為標準來劃分人群而形成的概念。但劃分人群，並不是隻有這樣一種標準。前麵提到的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四民，就是以社會分工來劃分的。對士、農、工、商還可以以經濟地位來劃分，這樣，士就有富士和貧士，農有富農和貧農，工有富工和貧工，商有富商和貧商。富的士、農、工、商同屬一個階級或階層，貧的士、農、工、商同屬一個階級或階層。“師”是從“士”的群體中分化出來的，所以也是以社會分工來劃分人群形成的概念。
孔子倡導的“師”文化，很快就形成了氣候。
據《孟子》中記載，魯繆公要與孔子的孫子子思以朋友關係相處，子思不高興，說，從政治地位來說，你是君主，我是臣下，怎麼敢和君主做朋友呢？從德行來說，那麼，你是我的學生，怎麼可以和我做朋友呢？所以，孟子感歎說：“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擁有千輛戰車的大國君主，要求和他子思做朋友而得不到應允，更不要說召喚、差遣他了。這不是子思搭架子，要賣個更好的價錢，而是他要維護孔子開創的師道尊嚴。
到齊宣王時建立稷下學宮，召來一批“文學遊說之士”，有七十六人之多，“皆賜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這是“師”文化的鼎盛時期。所謂“不治而議論”，有點像今天的政協“協商民主”，不參加實際的操作，隻對政策等加以谘詢、評論。“不治”，就不在官員的係統裏，不是君主的下級；“議論”，就是以教師的身份，對學生的政治實踐加以評論、指導。他們何以有這樣的資格，就是他們背負青天，有文化傳統作背景，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擁有了文化話語權。
當時的執政者，像齊宣王那樣尊“師”的，畢竟還是少數，更多的是想從遊說之士那裏聽到可操作性強，可以立竿見影的策略、意見。還有自以為是、熱衷專製的君主，像秦王嬴政，對“師”掌握文化話語權感到如芒刺在背，渾身不舒服。韓非子投其所好，提出“以吏為師”，讓官吏來做老師，把“師”納入官本位體製，不再有獨立性，從而把文化話語權從“師”的手裏收回到政權的掌握中。韓非子的計策沒能實現，嬴政並吞六國，一統天下，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集權政權的皇帝後，就實行更殘酷的政策，焚書坑儒。被殺的那些儒生，手無寸鐵，並沒有陰謀用武力推翻秦政權；被燒的書，更沒有直接鼓動造反的內容。但秦始皇覺得那些儒生與英雄善戰的武士相比，那些書與利劍銳箭相比，文化話語權與六國舊貴族的號召力相比，還要更可怕，對他的政權威脅更大。所以，秦始皇是很有先見之明的，他也許是第一個看到文化話語權作用、威力的人，錯誤在於他過於自信，以為他能冒天下之大不韙，戰勝文化話語權。秦王朝的短命，與他的錯誤認識有很大的關係。漢朝接受了秦始皇的教訓，無論是漢初的“好黃老之術”也好，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也好，其實是把文化話語權還給了“師”。不過，那時的“師”，已經同時又是臣了，與子思、稷下學宮的“師”不可同日而語了。但畢竟皇權和士權是中國封建社會（應該是宗法製集權社會）長期並存的兩大權力係統，即使在皇權專製很厲害，政治很黑暗的明、清兩朝，士權還是保持社會穩定，使民意、民情、社會正義得以伸張的重要力量。
可以說，中國文化有了“師”，就像佛教有了僧人，道教有了道士，其他宗教有了神職人員，這傳統就得以保存、發揚，延綿不絕了。隻要中國的文化延綿不絕，中華民族就延綿不絕，這已經被曆史所證明，將在未來繼續被證明。繼往開來，繼往為了開來，在繼往的基礎上才能開來，繼往就是開來。西方的文藝複興運動，從已經湮沒的古希臘的文獻中找到火種，燃成一片近現代文明的輝煌，形成西方文化的高峰。我們的文化傳統從未斷裂，隻是一百多年來有矯枉過正之弊，現在回頭來正本清源，去除曆史的陳垢，中華民族的文化複興，可望取得更輝煌的成就，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這就是我從《論語》頭條中讀出的孔子倡立“師”文化的偉大意義。
可能已經有人想到了，這個“師”，是不是就是“儒”呢？
不錯，孔子倡立“師”這群體後，“士”民這個群體就開始分化。“士”民開始是以武士為主的，漸漸的就以文士為主了，文士這個群體，有為“師”的，有出仕的，孔子以後就統稱為“儒”，武士這個群體，以後就統稱為“俠”。到了《韓非子》的時代，“士”民群體已明顯分化成“儒”與“俠”兩個群體，再不能將他們統而言之了。所以，《韓非子》常把“儒”“俠”分論再合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認為“儒”“俠”都不是好人，但不能簡單地混為一談了。
“儒”這個概念也不是孔子首先提出來的，但孔子對確立“儒”的概念有重大貢獻，把“儒”作為“師”的代稱，所以後世，就把“儒”認為是孔門弟子，孔子之道的傳人。《韓非子》指的儒，就已經是這個意思了，“焚書坑儒”的“儒”，也是這個意思。
“儒”本來是對文士的統稱。據《說文解字》說，“儒”這個字的本初義，就是“柔”。說明“儒”是相對柔弱的文人，或者說“儒”是用柔順的手段來實施教育的。“亻”表示指的是某種人。“需”是代表發音。但上古造字往往聲符也帶意義，這種聲符兼義符的現象，叫“會意兼形聲”。“儒”我認為就是會意兼形聲字，“需”也表示意義。“需”是什麼意思？“待也”，等待。“需”造字的意思是，下雨了，不再前進，等待雨停再走。從“等待”的意思引申出“要等條件具備了再行動”，又引申出“做準備”。所以“儒”就是指有準備的人。準備什麼？知識準備、道德修養準備。有準備的人，也可以幫助別人作準備，這就是“師”。為什麼常稱“儒”而不常稱“師”，因為“師”本來是官辦學校有一定地位的教育工作者，就像大學教授；“儒”的地位相對較低，就像講師、助教。常稱“儒”是謙稱。為什麼今天我要說孔子倡立的是“師”文化而不說是“儒文化”，因為長期以來，“儒”的“師”的意義已經被湮沒了，“儒”文化已經變成“臣”文化了，變成依附性的文化了，為了強調孔子當初倡立“師”文化、堅持獨立性的本意，所以我要說“師”文化。
今天來繼承、弘揚“師”文化，還有一層特別的意義，就是在當前世界新一輪遊牧文化向農耕文化同化的過程中，發揮中華民族應有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工業遊牧文化》，提出，現代西方文化，不應稱之為工業文明、後工業文明，而應該叫“工業遊牧文化”或“後工業遊牧文化”。
這是因為，現代西方文化，與曆史上的遊牧文化，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曆史上的遊牧民族，是逐草而生；現代西方民族，則是逐資源而生。曆史上的遊牧民族，因為戰爭攻略是生活的常態，隨時有生命危險，所以揮霍浪費掠奪得來的資源與消費品，今日有酒今日醉，不重細水長流與積累，也自然而然的成了他們的生活價值觀；這種生活價值觀，今天突出表現在現代西方民族對自然資源的竭澤而漁式的掠奪與開采，與滾雪球式的依靠高消費來刺激經濟的發展模式上。從文化上說，“逐草而生”和“無度消費”，曆史上遊牧民族的最根本的兩條特征，現代西方民族全盤繼承，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這個觀點不是我提出來的，是我兒子提出來的。他的專業是數學，但他對文史哲一直有相當濃厚的興趣。他在讀了周錫山先生的《漢匈四千年之戰》後，產生了這個想法。這個觀點，乍聽使我不勝驚詫，但越想越覺得有道理。順著這思路想下去，也許這世界迄今為止，從文化上看，以生產生活類型上來分，隻有兩大種文化，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工業、後工業，隻是這兩大種文化在現今更換的時裝。我在《還吾莊子·代序》中說到，東方文化以生命意識為主流意識，西方文化以製造意識為主流意識。在《還吾老子》的撰寫過程中，我進一步發現，東方文化的生命意識，不僅是“動物”性的，更是“植物”性的。如《老子》中的“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與佛經中的許多“生”一樣，是植物的“化生”（如“種子生芽，芽生葉，葉生花，花生果，果生種子”），而不是動物的“產生”。“產生”出來的新的生命體，與原來的母體是同等的各自完全獨立的生命個體，有時甚至會構成相互對抗；而“化生”出來的新的生命體，母體則完全消融其中，也可以說是母體的存在形式的變化。將“生”理解為“化生”還是“產生”，在哲理上是有很重要的差別的。若把東方文化定義為以農耕文化為原型的文化，那麼，東方文化的“植物”性的生命意識的淵源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