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者嚴，一大難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句甄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看到我的引文，就可以知道，我的引文與其他注釋本的引文都是不同的。不同不在字，在標點。而我認為，以前所有的誤解，都是標點錯誤惹的禍。
《陽貨》篇中這一章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僅就知名度而言，可能並不比《論語》頭條低。但《論語》頭條的知名度高，是正麵的。這段話的知名度高，則是負麵的，是被批出來的。以前每當過“三八”婦女節，或者討論婦女問題，孔老夫子總不免要被牽一回頭皮。誰叫他說這樣的公然蔑視女同胞，說“女子”“難養”的話呢？女人是讓男人養的嗎？還是男人是由女人養的？說“養”倒還罷了，還說“難養”，真正豈有此理，欺女子太甚！
在當初“批林批孔”的年頭自不必說，即使到今天，學術界已能實事求是地或曰同情性地理解孔子，對這段話的解釋還是有點勉強。
金良年先生在《論語譯注》裏把這段話譯成：
“女子和小人可算是難以養護了，親近了就放肆，疏遠了就抱怨。”
他把“難養”譯成“難以養護”，可見他對《論語》的同情的理解和他對孔子的辯護態度了。但他顯然感到這樣的辯護還不夠有力，所以又歸納了幾種辯解意見：一、“女子與小人”不是泛指，朱熹（就是這位宋代理學的大儒，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列為“四書”，使“四書”的地位超過傳統儒家的《周易》《尚書》《詩經》《禮》《春秋》等“五經”，他注的《論語》後來成為開科取士的標準答案）說，是家中的仆役與婢妾。二、邢昺（宋代官方的《論語》注疏本的首席作者）說，這是說的大概情況，至於特別賢明的如周文王的母親，就不在其中。三、孔子所說的重點是小人，女子不過是借以作比喻。
這三種見解，其實同樣是經不起一駁的。
第一種朱熹的說法，沒什麼根據，憑什麼說，這裏的“女子與小人”是特指“仆役和婢妾”？作為讀後感發表是可以的，作為注釋，難以判定對錯，所以沒有什麼學術價值。
第二種邢昺的說法，隻有更加引起眾怒，隻有特別賢明的女人不在其中，那麼，就是絕大多數女人無疑在“難養”之列。這種觀點，對宗法製集權社會加強夫權當然是有好處的，在今天，孔子如果真是持這樣的觀點，那麼，即使考慮當時的曆史條件，批判還是要批判的。說這樣的觀點在今天也是合理的，今天的女人與小孩（照於丹的說法）的確是“難養”的，大多數人我想是不會同意的。
第三種明顯與原話的字麵意思不相符合。“女子與小人”，“女子”在前，“小人”在後，不說重點在“女子”，至少兩者是並列關係，怎麼變成重點在“小人”，“女子”隻是“借以作比喻”呢？這樣解釋，太隨心所欲了。
這樣的辯護，與反過來，批判用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從思想方法上說是一樣的，都不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是主觀的情緒的“愛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的態度。對《老子》《論語》《莊子》的注釋錯得那麼厲害，與這種治學態度有很大的關係。
這句話其實是標點錯誤，我是在撰寫《還吾老子》時意外發現的。“女子”中間應有標點斷開，如“女、子”。“女”指的是君主的妻妾，“子”指的是君主的兒子，“小人”指的是君主周圍的寵臣、佞臣、優伶、宦官之類。這“君主”可以推廣到有土地占有權因而有土地繼承問題的貴族士大夫，可以稱之為“領主”。這裏其實是談的統治權的交接、繼承問題。這是先秦政治中的一個大問題，也是世襲製、宗法製政治體製的一個重大問題。
談這個問題，先要介紹一下世襲製、宗法製的區別。
世襲製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從史料記載來看，中國是從夏朝開始進入世襲製社會的，但那時的社會是世襲製族盟社會，夏、商兩朝都是世襲製族盟社會。世襲製族盟社會是由推舉製族盟社會變化而來的。推舉製族盟社會的中國，國家是由各部族聯合組成的文化共同體。中央政權的首領是由各部族首領推舉、協商產生的，這從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禹的過程可以看到。這種製度叫“禪讓”。
據《尚書·堯典》中說：堯選定自己接班人的過程是很複雜與漫長的。
他在國家安定，大洪水還沒有到來之前，就有了傳位的想法，召開會議，谘詢大臣與“四嶽”（也就是四方的諸侯之長，他們各分管一方的部落），堯對他們說，你們看，誰能順應天命，接替我做全國首腦？
有個大臣放齊說：“您兒子丹朱就很合適，他很開明。”
堯說：“唉，他說話虛妄，又好強辯，這哪裏行啊？”
堯又問：“那麼，誰適合來擔任處理全國政務的重任呢？”國家元首一時沒有合適的人選，那就選拔一個政府總理吧。
有個叫歡兜的大臣推薦說：“共工在廣泛聚集人力方麵很有成績。”這個“共工”是堯的大臣，不是和五帝之一顓頊爭帝位，失敗以後一頭怒撞不周山，造成“天柱折、地維絕”，天下發大洪水，女媧出來補天的共工。“共工”其實是官職名稱，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工程部長。上古各個時代都有共工。
堯對那個共工很不以為然，說：“哼！他花言巧語，陽奉陰違，貌似謙恭，其實對老天也輕慢不敬。”
這次會議沒有結果，後來就來了大洪水。堯又召集會議，要大家推舉一個治水總指揮。人們都說：“讓鯀來幹吧。”鯀就是禹的父親。
治水工程成功以後，功勞相當大，很可能就是帝位的繼承人，所以堯開始不同意由鯀來領導治水，說：“他這個人剛愎自用，會是集體的禍害。”
四方諸侯之長出來替鯀說話：“恐怕還不至於吧，讓他試試吧。”
堯說：“好吧，你去治水吧，可要謹慎啊，鯀！”結果，鯀指揮治水九年，沒有取得成果。
此後幾年，堯又一次召開會議，對四方諸侯之長說：“我在位已經七十年了，你們誰能順應天命，接替我的帝位？”
四方諸侯之長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德行不足以繼承帝位。”
堯說：“那麼，你們可以推薦貴族中的賢人，也可以推舉底層的賢人。”
大家一致推舉舜。堯說：“這名字我聽見過，具體情況怎麼樣？”
四方諸侯之長說：“他是盲樂師的兒子，父親脾氣很壞，後母不誠信，兄弟象很傲慢，而舜能與他們和睦相處，以孝行來感化他們，又加強自身修養，不與邪惡同流合汙。”
堯說：“那好，讓我來考察一下。我先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從我的女兒那裏觀察舜的德行。”
後來，堯又把舜調到中央來，讓他負責教化、行政、外交等各項任務，全麵考察他的品德和能力，然後在三年以後傳位給他。
舜晚年傳位給禹，相比之下要簡單些，因為禹領導治水成功，功勞很大，德行和能力都得到了最好的證明，眾望所歸。按說，禹死後，是把帝位禪讓給他的助手益。但三年後益把王位讓給了禹的兒子啟，自己退出政壇、隱居山林。
啟接禹位，有幾種說法：一種是益自己感到德行與能力不如啟，主動讓出王位。另一種是禹在世時就為兒子啟作了人事準備，死後由一批諸侯、大臣出麵表示不服益的領導，逼益讓出王位。這有點像在台灣的蔣介石死後，由副總統嚴家淦接任總統，其實兒子蔣經國羽翼已豐，實權在握，接任中華民國總統隻是早晚的事。但在禹的時代，完全是前無古人的創意。如果禹真是這麼安排的，那應該是很巧妙的。但即使再巧妙，還是不能遮天下人的耳目。春秋戰國時代，說到這段曆史，就有人說，禹是表麵上讓位給益，實際上是讓兒子啟自己去奪取。禹也因此被給予較低的評價。“德衰”從禹開始，是當時比較公認的一種說法，孔子明確說禹隻是“君子”，稱“聖人”還不夠格。《老子》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下德”就是指的從禹開始世襲製、宗法製的君主。本來，治水成功這樣大的功勞，“三過家門而不入”這樣的公心，應該是可以稱為“聖人”的，夠不上稱“聖人”，與他實際開始了政權的世襲製有莫大的關係。從這樣的價值評判，也可以看到老子、孔子等先秦諸子的鮮明的民本立場。他們都認為世襲製是不好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啟起兵用武力驅逐了益，奪到了帝位。這種說法在公開崇尚武力的戰國時代比較流行，可以援引來為實力政策張目，所以，它的可靠性如何，還是值得懷疑的。比較下來，第二種說法可能性較大。
但夏、商兩朝，一千多年，雖然是世襲製，中央政權、諸侯國、大夫采邑的首領位置在一家一姓中依照父係血統代代相傳；但整個社會的組成還是部族聯盟。中央政權與諸侯國類似當家的男子和其他兄弟的關係，還不是類似父子關係的君臣關係、上下級關係。中央政權和諸侯國是各自為政，為了大的事情，如修訂曆法、大規模的異族入侵戰爭，才統一行動。諸侯國君位世襲，隻要上報備案就可以了，不需要中央政權批準。
到周朝，才進入宗法製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與族盟社會的差別，就是諸侯國是由中央政權（或稱“宗主國”）分封的，中央政權的首腦“天子”（王）和諸侯的關係，類似父子的君臣關係、上下級關係。之所以周朝進入封建社會，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商周戰爭極其殘酷，“血流漂杵”，中原地區出現了政權真空。周武王就把圍繞首都鎬京周圍的土地分封給同姓的叔伯兄弟，這就是晉、魯、燕、衛等諸侯國；把外圍比較富庶、地理位置比較重要的分封給親戚和功臣，這就是齊國等；其他地區分封給遠親、夏、商後裔、遠古部族，這就是秦、楚、吳、越、宋等國。諸侯又以和周王室關係的親疏、在伐商戰爭中功勞的大小，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這樣，從王到諸侯，到卿、大夫，到士，到庶民，到仆役、臣妾的等級製度就形成了，這就叫封建等級製度。
周朝除了封建等級製度，在政治體製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實行了君位繼承的宗法製。
宗法製是對世襲製的改進。它確立了傳位的三項基本原則：傳子不傳弟，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幼。就是君主死了，有兒子的話，不管年紀多小，少不更事，君位還是傳給兒子，而不是傳給兄弟。隻有沒有兒子，才考慮傳位給兄弟。但往往是沒有兒子從旁門中過繼一個侄子做兒子，或者長子死了傳位給長子的長子（長孫），也不傳位給兄弟。但周朝以前，君主死後，兒子尚幼，兄弟接位，是常有的事。就是周朝實行宗法製以後，在周王室是基本按此原則傳位繼承的，各諸侯國卻還是經常有傳弟不傳子的事，其他如傳庶不傳嫡、傳幼不傳長，也是經常發生的。傳嫡不傳庶，就是有幾個兒子，有大老婆生的，有小老婆生的，傳給大老婆生的兒子。傳長不傳幼，就是在同等條件（都是大老婆生的，或都是小老婆生的）的幾個兒子中，傳位給年長的。
在推舉製與世襲製社會，選擇君位繼承人，首要標準是能力。而宗法製選擇君位繼承人，首要標準是血統親係的程序。能力是後天決定的，血統親係的程序是先天決定的，宗法製繼承似乎否定了候選繼承人的後天的努力。而對一國一家的事業來說，繼承人能力強，領導有方，當然是好事，生下來就在血統親係的程序上占優先地位的候選繼承人，未必就是能力最強的，所以，宗法製繼承，對家國事業似乎是有損的，宗法製似乎是從世襲製倒退。
周朝之所以選擇從世襲製的能力標準“倒退”到宗法製的程序標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從進入世襲製以來，從根本上已經否定了推舉製的繼承人的能力標準。世襲製就是建立在一家一姓的血統親係的程序基礎上的。所以，孔子說，推舉製及之前的社會是“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首要標誌是“天下為公”。“天下為公”的意思，就是全國（中國古代將國家稱為“天下”）的政權首領是公推的。從世襲製開始的社會，孔子稱之為“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首要標誌是“天下為家”，“天下為家”的意思，就是全國政權在一家一姓中傳承了。從大同社會到小康社會，孔子認為是退步。大同社會還出“聖人”，像黃帝、堯、舜，到小康社會，再好，像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也隻能是“君子”，稱不上“聖人”了。從孔子定的這些概念，也可見他的民本立場，他從根本上是反對世襲製的，當然也是反對宗法製和封建等級製度的。但他不是要推翻宗法製封建製，而是要以從推舉製中汲取來的民本理念，改造、改善當前的製度。從這樣的觀念出發，孔子非常欣賞周公的將世襲製改進為宗法製的作為。
能力本來是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見仁見智的概念。所以，候選繼承人誰都可以說自己能力強，適宜接班。而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加強自己的實力，形成自己的勢力，就在朝廷上拉幫結派，培植黨羽。從世襲製開始以來，為了繼位發生的動亂，就不斷地上演，而且越演越烈。這可以從“亂”這個字的演變過程就可以看出來。
“亂”，繁體字為“亂”，金文（刻在青銅器上的古老的漢字）寫作，上部“爪”，下部“又”，表示兩隻手；中間豎著相連的兩個圓圈，表示物品，當中一橫，表示分割；旁邊四個“口”，表示眾多的器具。這個字是會意字，用兩隻手來分割物品，放到眾多的器具裏，來表示分配。後來又加了個“乚”旁上去，表示跪坐著的人（古人都是跪坐，因此跪坐並不表示地位低下），意思還是一樣的。“亂”就表示分配權。分配權是古代領導人的最主要的權力，因此也是最高的權力。隨著社會組織的擴大，其他的權力（如指揮權、管理權、甚至決策權）可以下放，讓別人去做，分配權，一定牢牢掌握在最高領導人手中。因此，後來把覬覦、謀奪這分配權，叫做“稱亂”、“作亂”，後來就變成形容詞的“亂”，來指稱“動亂”了。老子、孔子時代，指稱“亂”，一般專指篡奪君位。亂邦、亂世，就是指君主的分配權旁落的邦國與時代。
在這樣的情況下，周公旦以身作則，改能力繼承為程序繼承，使世襲製進化為宗法製，的確解決了政治的大問題。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兄弟。周武王取得對商紂戰爭的勝利，建立周朝後不久就去世了，周武王的兒子姬誦年紀很小，按照世襲製的原則，輔助周武王打下天下的大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可以名正言順地登上王位。但他提出了宗法製的三項基本原則，讓姬誦登位，這就是周成王，而他隻當輔政大臣，主持朝政。在周公旦執政期間，還平定了他的兄弟管叔、蔡叔勾結商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發動的叛亂。本來，建立周朝後，周武王把商的王畿（商朝直接統治的地方）一分為三，由三弟管叔、五弟蔡叔和商紂的兒子武庚祿父分而治之，稱為“三監”，就是為了防止商族後裔叛亂，沒想到“三監”監守自盜，發動叛亂。三監叛亂，核心人物是管叔，他是周公旦的哥哥，叛亂的目的還是因為管叔想稱王。周公旦執政七、八年後，姬誦成年，他就還政給周成王。不久，他又畏避流言，流亡楚地。直到周成王發現自己幼年生重病時，周公旦對上天的祈禱文，祈求上天讓自己代侄子姬誦去死，這使周成王很感動，派人把周公旦接回來。周公旦就著手搞文化、製度建設，為三千年中華文明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由於周公旦的身體力行，所以，周王室（無論西周、東周）基本上沒有發生奪位政變或戰爭。周王室的繼位的穩定，對整個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