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說：今天的農民群居在一起，仔細審察四時，根據節氣的變化而準備各種農具器械，搭配大犁（耒耜）小耙（穀芨，芨音捶，一人扶犁耙）。到冬天，清除田裏的枯槁的草，修整地塊，等待來年的耕種。到了春耕時節，深耕土地、均勻播種、快速改土，在春雨降下前，先間苗除草，等待及時雨的降臨。春雨來了，帶著鋤頭、小鐮等農具，從早到晚在田野幹活，脫掉衣服，賣力工作，分別幼苗和莠草，合理密植。頭戴苧麻蒲草做的鬥笠，身穿蓑衣，身上腿上沾滿了泥漿，體膚暴露，竭盡體力，抓緊時機完成農活。農家子弟從小就這麼學著幹，他們的心就很安定，不會見異思遷。因為這樣的緣故，父兄的教育不需要很鄭重其事就完成了，子弟的學習不需要很吃力就熟練了。
這段話中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段話：“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
《管子》說：因為這樣的緣故，農民的子弟通常還是從事農業勞動，質樸自然而沒有邪念，其中可以做士的優秀的人才，就值得信賴。故而，農民耕作可以多生產糧食，從農民中選拔出來做官的，多數是賢士。正因為這樣，古代有道的國王敬畏農民、關心農民。
這段話在《管子·小匡》篇中，分說士農工商四民的好處，這段話是說農民群居處於田野的好處。前麵說“士”民，後麵說到“工”民、“商”民，都沒有“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這樣的話，可見《管子》對農民特別看重。認為農民出身的“士”足以信賴，從農民中選拔的官吏多數是賢人，說明管子認為農民是四民中最為可靠，是政權主要依靠的力量。
到孔子時代，政治權力出現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趨向。無論是暴君還是亂臣，都把政治權力這種服務於民眾的能力，變成驅使民眾為己服務的勢力。雖然在意識形態上還不是擺得上台麵的話語，但在實際政治中，專製獨裁政治的傾向已十分明顯、十分嚴重，政治寡頭和民眾的矛盾對立已十分尖銳，所以《春秋左傳》中記載了那麼多的“國人”造反、暴動。
麵對這樣的現實，《老子》明確提出“聖人”“無為而治”，在意識形態上高屋建瓴，占領了話語製高點。而孔子則試圖通過“複禮”的實際運作，來落實“無為而治”的貴族民主，為回複到推舉製的民主打下現實的基礎。但“國人”群體既受到專製政治的壓迫，又受到專製政治的利誘，特別是“士”民群體出現了分化，出現了“遊士”、“策士”、“辯士”、“遊俠”等圍繞政治權力為營生的文士、武士，這對遏製政權專製化的趨向是不利因素。“國人”的價值觀不很純粹，難以作為“禮教”的民本基礎，所以孔子要特別肯定“野”、“野人”在禮樂方麵的地位。
管子和孔子都看重“野人”，管子是從忠厚可靠，便於管理使用的角度去立說的，而孔子則是從“野人”的意願是價值的基礎，因而也是禮樂這種教化手段的基礎角度立說的。“禮失而求諸野”，不僅是種操作的思路，更是一種價值取向。
與“野”相關的詞是“史”。
曆來舊注，都把這個“史”解釋為“雕飾”，所根據的是《韓非子·難言》裏的一句話：“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但這個證據並不是太可靠。首先，除了這個證據，其他同時代的文獻中還沒有見到“史”這樣的用法。其次，把“則見以為史”的“史”理解為“雕飾”，還隻是猜測，而難說是確解。因為這段話後麵還有一句：“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這個“誦”，和“史”意思相近，在當時一般作褒義用，在本句中作貶義用，意思是“被看作隻會引用《詩》經和《書》經裏的陳言，而缺乏新意創見”。同樣，“則見以為史”，也可理解為“被看作隻會引用史書裏的陳言，而缺乏新意創見”。最重要的是，即使“史”有“雕飾”的義項，而且還是常用義，也不過是佐證，在“文勝質則史”裏，“史”到底是“雕飾”，還是“史書”的意思，最終要由本句的解釋是否通順，並與孔子的整體思想是否一致來決定。當然，孔子的思想可能有自相矛盾之處，他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的人，或同一個人此時彼時不同的心思，對同一問題會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我們考證《論語》本意，研究孔子的思想，隻能預設孔子的思想的一貫的、周密的，而不能做相反的預設。在能按照思想的一貫性、周密性講通的情況下，不采取以思想、話語難免自相矛盾為前提的解釋，這是考證、訓詁、義校的基本規則。因為讀者中有可能在今後從事有關古文的研究工作，所以我在此重申一下。
“文勝質則史”的“史”，我還是采用通常的意思，解為“史書”。
最後，講一下第四個關鍵詞“則”。
“則”，《說文》：“等畫物也。”就是古人為標誌物品等級在木板上刻的線，所以這個字，右邊是表示刻線的“刀”，左邊是表示價值的“貝”。“則”字，在先秦多是作動詞用，表示“等同於”，引申出“效法”的意思，再引申出“規範”的意思。從“等同”引申出作虛字用的“即”義，再引申為“也就”、“那麼”的意思，但在先秦時用得較少，而後世用得較多。相反，在先秦時用得多的動詞“則”，在後世卻很少用。這種用詞習慣的改變，使後世注家讀到《論語》裏的“則”，不假思索的便認為是虛詞“即”“就”的意思。其實，仔細分辨一下，試從“則”作動詞的角度去看，是可以看出一些問題，解決一些疑難的。
我已經把“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則”解為動詞，意為“規範”。我認為這裏的“則”，也是動詞，意為“效法”。
辨正了“勝”“質”“文”“野”“史”“則”的詞義，我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意譯為：“要使有價值的內容具有優美的形式，就要效法民間的禮樂；要使優美的形式能表達有價值的內容，就要效法史書記載的禮樂”。
按“質勝文”、“文勝質”是“質任文”、“文任質”來理解，《禮記·表記》中說的“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就不能反過來理解為“虞夏之質勝文，殷周之文勝質”，而是說“虞夏時代的文辭不能承擔其有價值的內容，而殷周時代的有價值的內容不能承擔加在其上的優美的文辭”，就是說虞夏時代略輸文采，而殷周時代言過其實。略輸文采雖然有些遺憾，但畢竟實際內容是好的，而言過其實則是隱伏著禍害。所以，雖然周代與夏代一樣，“敬鬼神而遠之”，“親而不尊”，但孔子認為夏代民風純樸，而周代的民風巧偽。所以，把“質勝文”、“文勝質”理解為“質任文”、“文任質”，與孔子對虞夏時代和殷周時代的政治與民風的評價就不自相矛盾了。
接下來“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可意譯為：“優美的形式和有價值的內容相得益彰，然後成為君子的禮樂。”
“彬”，古文作“份”，“彬彬”，又作“班班”、“份份”，朱熹《論語集注》說是“物相雜而適均之貌”，據此意譯為“相得益彰”。
這段話的撥亂反正，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兩千多年來，我們對禮樂的意義和作用的認識，其實都是根據荀子的解釋。“古者聖王以（因為）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正因為這樣）為之起禮義、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馴）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禮樂就是聖王製定出來，自上而下，來移風易俗、矯治人心的。禮樂是統治者用來給群眾做規矩的桎梏。所以魯迅在《狂人日記》裏借“狂人”之口說，從曆史書裏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還複本意的孔子的論述來看，禮樂本是群眾的自發的文化需求，先在民間自然形成。執政者可以利用這種文化形式，來引導人民，聚合人心，和諧共處。這真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兩條禮教路線。正因為後來的儒家、儒教，骨子裏實行的是荀子的路線，所以，對《論語》裏的一些至理名言，隻能是被有意無意地曲解誤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