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孔子要正什麼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章句甄讀(1 / 3)

孔子要正什麼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章句甄讀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這段語錄出自《子路》篇,與“文質彬彬”條的意義相關。因為“名正言順”典出於此,所以知名度一點也不亞與“文質彬彬”條。

這段話,現在通常的白話譯文為:

子路說:“衛君等待老師去治理國政,老師打算先從哪兒入手呢?”

孔子說:“必須辨正名稱!”

子路說:“有這個必要嗎?老師繞得太遠了!辨正它們幹什麼呢?”

孔子說:“你真鹵莽啊!君子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就不發表意見。名稱不辨正,說話就不順當;說話不順當,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禮樂就得不到實施;禮樂得不到實施,刑罰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民眾就無所適從。因此,君子定名的東西必定有理由可說,說了就必定能施行。君子對於自己的說話,是一點都不馬虎的。”(金良年《論語譯注》)

因為對關鍵詞的理解不同,我的譯解與之有根本的不同。

由於對這段話通常譯解的質疑是由關鍵詞“野”引發的,所以我們先來辨析“野哉,由也”這句話的意思。

按照通行的譯解,這句話是孔子因為子路說他“迂”,就責備子路說:“你真粗野(客氣地意譯為‘鹵莽’),由(‘由’是子路的名字)啊”,這句話是針對子路的話“子之迂也”而發的。從字麵上看,孔子這麼說,好像也是可能的。孔子曾經說過:“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賢哉,回也”與“野哉,由也”句式是一致的。但仔細分析,這樣的譯解還是很值得商榷的。

對子路為什麼說孔子“迂”,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暫且不論,但此“迂”,隻是“迂回”、“繞圈子”、“不直接”、或者“遠水不救近火”的意思,這異議是針對“先”而言的,並不像現在說人“迂”,含有“迂腐”、不諳世事、戇頭戇腦的意思,所以,子路這話談不上頂撞,更不是嚴重的冒犯、貶損,孔子因此嚴詞訓斥,也顯得太小氣了。

這也不符合孔子的一貫作風。孔子對學生是很民主、很平等的,從來不擺老師的架子。子路和孔子年紀相近,脾氣也直爽,提問題、發表意見常常很尖銳,但孔子從來沒有像這次一樣直接斥責他。相反,麵對子路的批評,孔子還會賭神罰咒,譬如,《雍也》篇中記載: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明他對子路的意見是很重視的。

就是對其他的學生,孔子已經很不滿了,也不當麵訓斥。譬如,《陽貨》篇中記載這樣一段話: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這段話參照金良年《論語譯注》,意思是:

宰我問:“守喪三年,時間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行禮,禮必定會荒廢;三年不演樂,樂也必定會敗壞。陳米已經吃完,新穀已經登場,不同的季節改換不同的引火木材,也已舉行了改火禮,喪期可以結束了吧。”

孔子說:“吃著細糯的稻米,穿著錦繡的衣服,你心安嗎?”

宰我說:“心安啊。”

“你心安,那就這樣去做吧。君子在守喪期間,吃美味而不可口,聽到音樂而不快活,如果不住在為守喪搭建的草棚裏,而仍然呆在家裏,心裏就十分不安,所以就不這樣去做。現在你覺得心安,就這樣去做吧。”

宰我退出去以後,孔子說:“宰我不仁啊!子女出生三年,然後才脫離父母的懷抱。守喪三年,是天下通行的喪期,宰我也把三年的關愛還給他父母了嗎?”

宰我,魯國人,名予,字我。《先進》篇中說:“言語:宰我,子貢。”和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同列為言語(就是遊說、答辯)方麵的佼佼者。但除了這一條,《論語》中其他關於宰我的記載基本是負麵的。

為人知道最多的是《公冶長》篇中記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這段話曆來有個爭議點,就是什麼叫“晝寢”,為什麼“宰我晝寢”要受到孔子這樣嚴厲的批評,以至於孔子從此改變聽人言的態度?

按字麵理解,“晝寢”就是白天睡覺。白天睡覺,至多是偷懶而已,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以使孔子這樣大動肝火、大動幹戈?所以,有注家提出“晝寢”是“畫寢”之誤,因為繁體字“晝”和“畫”隻差短短一豎。“畫寢”就是畫睡覺,那就可能有點春宮畫的意思了,怪不得孔子要動怒。

此說好像能說通,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如果說,今本《論語》根據的是戰國時代形成的古本,那時,篆體字的“晝”與“畫”區別是很大的,就是隸書,從出土的睡虎地秦簡看,區別也是很明顯的,說寫錯的根據不足。

那麼,“晝寢”是什麼意思呢?

清人錢坫所著的《論語後錄》裏說:“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原來,古代府邸、住宅,分外堂、內室,外堂有兩邊廂,稱作廟;內室無邊廂,稱作寢。男子除非有病,不在寢室裏睡覺。晝寢,就意味著白天在內寢和女眷尋歡作樂,這是有違士行的。所以,孔子給予這樣嚴厲的批評,並指出,像宰我這樣的言行不一、言過其實,就像朽木和糞土之牆,不堪造就,對“士”來說,是個不容忽視的缺點。

但即使像宰我這樣“不仁”、“不信”,孔子也沒有當麵嚴厲地批評他,讓他下不了台。孔子怎麼會因為子路說他提出的政策措施不直截了當,就立刻批評子路粗野呢?此其一。

其二,就算孔子是批評子路“野”,這個“野”也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粗鄙”、“粗野”、“鹵莽”,更不是“野蠻”。

當時的作形容詞的“野”,或者說,在孔子語彙裏作形容詞的“野”,是什麼意思呢?

《禮記》裏有明確的界定: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遊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什麼叫“敬而不中禮”?我們再來看《禮記·表記》篇中的一段話: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

這段話在辨析“敬鬼神而遠之”一文中引用過。因為夏代“事鬼敬神而遠之”“親而不尊”,造成夏代民風的弊病是“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什麼是“喬而野”?“喬”,是指像樹木的枝條向上豎立,可以意譯為張揚,那麼“野”,“敬而不中禮”,就可以理解為對尊長親熱過頭、不夠莊重,這是“親而不尊”的理念的結果。“喬而野”,就是“張揚過頭,莊重不夠”。

難道孔子這裏是批評子路“敬而不中禮”嗎?明顯搭不上。

而如果不把“野哉”理解為對子路說“子之迂也”的批評,而是對子路問“奚其正”的回答,上述的疑問就煙消雲散了。

子路問:“奚其正?”什麼是‘正’呢?以什麼為‘正’呢?孔子回答說:“野哉!”野人(農民)的意願啊。這不是很順嗎?

至於“由也”,可以是稱呼子路的名字,以加重語氣。但我認為更好的解釋是,“由”就是作動詞解,是“隨順”的意思。“野哉,由也”,民間的意願啊,隨順他們。也可能“由”是一語雙關,子路你名字不是叫“由”嗎?那為什麼不“由”“野”呢?

在說孔子批評子路“粗野”,於情理不通;說孔子回答子路的問題,以民間的意願為“正”,於情理很通順的情況下,有什麼理由硬要堅持不通的譯解,而拒絕通順的解釋呢?

但這樣的解釋,卻引出了一個大問題,讓我們看下去。

孔子接著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按照“野哉,由也”是批評子路的解釋,這句話還是繼續批評子路,被解釋“君子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就不發表意見”。

把“闕如”解釋為“不發表意見”,是比較勉強的。什麼是“闕如”?就是像“闕”那樣的。“闕”是“門觀”,就是古代宮室、府邸大門外兩旁的樓觀,有點像廟宇的鍾鼓樓。由於這兩幢樓在大路兩旁,不擋道,稱為“闕”;由於可以登高望遠,稱為“觀”。這裏稱“闕”,首先是虛位以待,好像在歡迎從大路上走來的賓客,也帶有“觀”的意思。這就是說,君子對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要抱虛心吸納並加以考察的態度。與《老子》說的:“聖人恒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是完全一致的。而“闕如”這種為政的態度,和把上文“野哉,由也”解釋為“隨順民間的意願”,又是銜接得相當緊密。這也是對“野”的新解的一個有力的佐證。

更有力的證據,或者說,也是決定“野”是不是能解釋為“野人(民間)的意願”的關鍵,在對下一句“名不正,則言不順”的解釋。因為,僅僅指出“野”不能理解為批評子路粗野,理由再充分,也不能成為把“野”解釋為“民間意願”的根據。舊說可能是錯的,或者說,你批評舊說錯誤這的見解即使完全正確,你提出的新說卻未必就對。新說要能成立,還要另外提出證據,並不是“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從本章來說,如果“名不正,則言不順”按照舊說的理解,“野”的新說就與之銜接不上。“隨順民意”和“正名位”有什麼關係?難道民意要求正名位嗎?如果孔子是這個意思,那麼,說嚴重點,就有強奸民意之嫌了。

所以,我們要仔細來辨析“名”這個關鍵詞。

現在通行的對這個“名”的解釋,是名位、名分。為什麼這樣解釋,還有一段故事。孔子在五十五歲上辭去大司寇(軍事長官),離開魯國,周遊列國,留住最多的國家是衛國。而且在那裏雖然沒有實際出任官職,卻享受大夫的待遇,就是說,還是受到衛君相當的優待。孔子在衛國是幾進幾出,大致可分兩個時期,衛靈公時期和衛出公時期。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本章對話是在衛出公時期,也就是魯哀公六年,衛出公四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六十三歲時。衛出公是衛靈公的孫子,名輒。衛出公輒的父親蒯聵,原來是衛國的太子,因為計劃謀殺衛靈公的寵妃南子,事情敗露,逃亡他國,衛靈公從此不認這個兒子。到公元前485年,衛靈公亡故,衛國國人就擁立輒為國君。而逃亡在外的蒯聵,則在晉國權臣,也是衛靈公的宿仇趙鞅(後來趙國國君的祖先)的幫助下,占據了衛國的戚城,意欲回來做國君,遭到了衛國國人的拒絕。所以,當時衛國的政局,出現了父子對峙的形勢。而後來的注家,根據《史記》這段記載,推測孔子把“正名”放在頭等大事的地位上,就是針對父子對峙這件事說的。這種見解,越到後來,越成為壓倒性的見解。但對於孔子怎麼“正名”,卻又是眾說紛紜。有說,孔子的意思是要輒正父子的名分,學伯夷、叔齊,主動讓位給父親蒯聵。有反駁這種意見。據考證,輒即位的時候,最多隻有十歲,到孔子入衛,也不過十三四歲,是一個還不能獨立自主的孩子。立輒為國君,是衛國國人的意思,也是南子的意思。當年,蒯聵就是因謀殺南子不成而出亡的,南子怎麼會允許孫子輒把國君讓給蒯瞆,讓蒯聵回國來收拾自己。從曆史記載來看,不說垂簾聽政,南子在衛國的政治勢力還是很大的。南子在世,蒯聵呆在戚城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樣對峙了十四年,到南子亡故,蒯聵才敢謀複國,采取的也是陰謀政變的手段。複國一年多,他就被人殺了,又完全是咎由自取,可見蒯聵在衛國一點也沒有民眾的基礎。孔子如果以正名分為理由,要輒讓位給蒯聵,那真是迂腐透頂了。

而且,有關蒯聵的史料,主要是根據《春秋左傳》。在《春秋左傳》中,蒯聵可以說基本上是個反麵人物,或者說是醜角。

關於蒯聵的第一條史料見於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的傳文。那年,衛靈公為了夫人南子而召請宋國大夫朝到洮城見麵。南子的娘家在宋國,因為有傳說南子在娘家時與朝相好,所以,宋國人對這次會見頗多譏辭。蒯聵正好出使齊國,經過宋國的野地,聽到諷刺這次會見的民謠:“既然已安頓好了你的母豬,何不歸還我的老公豬”,覺得是奇辱大恥。他對家臣戲陽速說:“跟我去朝見南子,她見了我,我回身走後再轉過頭去看她,你就衝上去把她殺了。”戲陽速一口答應:“是。”於是去朝見南子。南子見過蒯聵,蒯聵回身走後,回頭看了三次,戲陽速就是不衝上去。南子看出苗頭不對,就哭著跑進宮去對衛靈公說:“蒯聵要殺我!”衛靈公牽著南子的手登上高壇,準備應付蒯聵發兵來攻打。這邊蒯聵卻立刻逃亡到宋國去了。衛靈公就把蒯聵的餘黨全部驅逐了。蒯聵對人說:“那是戲陽速害了我。”戲陽速對人說:“是太子害我。太子無道,指使我殺死他的母親。我如果不答應,他就要加害於我;如果我殺了夫人,他又將把責任全推到我頭上。正因為這樣,我一口答應卻不做,以此延緩我的死期。諺語說:‘民保於信’,我的信用是取義的。”戲陽速的話可能有點自我辯護、言過其實,但由此也可見蒯聵在家臣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缺乏信義。譬如他設計的回頭看然後人讓家臣衝上去殺南子的暗號,就可以理解為給以後推托幹係留下了伏筆。《左傳》詳細記錄了事情的過程與蒯聵、戲陽速的兩種說法,貶蒯聵的傾向性已十分明顯。

第二條史料見於魯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傳文。這年夏天,衛靈公死了。死前,他明確表示沒有蒯聵這個兒子,準備傳位給公子郢,公子郢不肯接受,由公子郢提議,傳位給了蒯聵的兒子輒。與公子郢的謙讓形成明顯對照,蒯聵看到接位無望,就跑去投奔衛靈公的宿仇,晉國權臣趙鞅(趙簡子),由趙鞅派兵先占領了衛國的戚城,然後讓蒯聵戴上喪冠,再派八個人裝扮成從衛國來迎接太子的報喪人,哭哭啼啼地入城居住,為他回國從自己兒子手上搶回君位做準備。但他的圖謀遭到了衛國國人的抵製。

更出蒯聵洋相還在後麵。這年八月,齊國給晉國權臣範氏輸運糧食,請鄭國派兵護送,趙鞅在戚城阻擊。開戰的那天,趙鞅讓郵無恤駕戰車,讓蒯聵執長矛在右邊當助手。戰前,登上鐵丘去觀察敵方陣營,看到鄭國的軍隊人很多,蒯聵嚇得從車上掉了下來。駕車的郵無恤把供牽拉上車用的繩索遞給他,很鄙視地說:“女人!”趙鞅發表戰前動員,給大家鼓氣。蒯聵在一旁禱告說:“曾孫蒯聵鬥膽向太祖宗周文王、祖宗康叔、祖父襄公禱告:鄭國國君幫助晉國的亂臣,使晉國君處境困難,不能治亂,派遣趙鞅討伐亂臣。蒯聵我不敢貪圖自己的安逸,執持長矛參加戰鬥。鬥膽祈求祖宗在天之靈保佑,不要讓我斷筋,不要讓我折骨,不要讓我破相,以成大事,不要做出使三位祖先蒙受恥辱的事情來。如果是命中注定的,我就不敢請求改變,如果像佩玉這樣的身外之物要受損失,我也不敢因為愛惜而請求保留。”傳文所載的這段禱告,真是絕妙好辭,活畫了一個膽小鬼的嘴臉。

在後來的戰鬥中,鄭國的戰將擊傷了趙鞅的肩膀,趙鞅倒在車中,蒯聵揮動短戈,把趙鞅救了下來,但軍中先鋒的旗幟卻被鄭國將士搶去了。範氏的家臣公孫尨,感念趙鞅曾經的不殺之恩,在晚上帶領五百人,偷襲鄭國的兵營,奪回了先鋒的旗幟。由公孫尨的幫助,趙鞅打敗了鄭國的軍隊。戰鬥勝利以後,趙鞅說:“我趴在弓囊上吐血,但鼓聲不慢不輕,這次的功勞我最大。”蒯聵說:“我在車上救下了君主,又打退了敵人,在右邊車將中,我功勞最大。”郵無恤看他們自吹自擂,聽不下去,說:“我駕車,兩根皮韁繩快斷了,我能使它們不斷,我是駕車的人中功勞最大的。”郵無恤說完,讓戰車載上一根短短的橫木,再啟動,兩根皮韁繩一下子都斷掉了,看得趙鞅和蒯聵瞠目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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