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樣一個既膽小，又愛吹牛，更有極強的權力欲的寶貨，搞複辟也是偷雞摸狗，見不得人。
蒯聵有個姐姐伯姬，嫁給衛國大夫孔圉，生了個兒子孔悝。到魯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圉已亡故，孔悝成了衛國的執政權臣。那時，南子也死了，伯姬看到複辟的機會來了，就派和自己私通的童仆渾良夫，偷偷到戚城去見蒯聵。蒯聵對渾良夫說：“如果能讓我進國都獲君位，我讓你享受大夫的待遇，穿戴大夫的服飾，乘坐大夫的車子，你即使犯了死罪，也赦免你三次。”渾良夫和蒯聵發誓立盟，渾良夫回去向伯姬彙報。到這年閏月，渾良夫和蒯聵偷偷進入衛國都城，住在孔家府外的菜園裏。待到天晚，兩人穿上女人的衣服，由宦官羅駕車，到孔家去。孔家的老家臣欒寧問他們是誰，詭稱是孔悝妻家的女親眷。進府以後，就溜進伯姬的住處，在那裏吃了飯，伯姬拿著一柄戈走在前麵，蒯聵和五個助手走在後麵，抬著一口歃血為盟用的公豬。把孔悝逼到側室裏，強迫他發誓立盟，然後把他劫持到高台上。欒寧那時正準備晚上喝酒，等著烤肉熟，聽到動亂的消息，立刻派人報告子路，而衛國大夫召獲駕了車來，喝了酒吃了烤肉，就載著國君輒投奔魯國去了。
輒聽到蒯聵作亂，不采取任何製止動亂的措施，立刻出奔魯國，說明他不願與父親為敵，而蒯聵卻不惜采用陰謀手段，來和親生兒子爭權，兩人的品格優劣判然分明。但後來有注解《論語》的，竟援引此例，以說明輒的失國，就因為當初沒有聽孔子的話，正名分，把國君位子讓給父親蒯聵。實在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讀《論語》和《春秋左傳》的。
孔子貶蒯聵，還有一個明證，子路就是在蒯聵發動的這場動亂中戰死的。
子路接到欒寧的報告，就急急趕過來。在路上遇到從那邊出來的衛國大夫、師弟子羔。子羔說：“大門已經關上了。”子路說：“我過去看一下。”子羔說：“你不能製止動亂，就不要去赴難。”子路說：“我食孔家的俸祿，就不能看到他們有患難而逃避。”子羔走了，子路來到大門前。公孫敢在那裏守門，說：“你不要進去了。”子路說：“你這個公孫敢，在這裏求利益而見了患難就逃避。我不是這樣的人，接受了利益俸祿，就一定要救助他們的患難。”有使者從大門裏出來，子路就奪門而入。到裏麵，子路對大家說：“太子蒯聵怎麼會用孔悝呢？但即使殺了他，必定有人繼承他的遺誌。”又說：“太子蒯聵是個膽小鬼，隻要用火把高台的一半燒了，他一定會放了孔大夫。”蒯聵聽到這話害怕了，派石乞、盂黶來和子路交戰。一戈擊中子路頭部，打斷了係帽的纓帶。子路受了重傷，臨死前，說：“君子死，冠不免。”將冠戴正，把纓帶結好，然後瞑目而逝。
孔子那時已回到魯國，聽到衛國動亂的消息，說，“高柴（子羔）會到魯國來，子路卻要死於這次動亂。”悲痛惋惜之情溢於言表。
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春秋》經文記載：“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這一年的夏四月，孔子逝世。據傳，孔子修春秋，是到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這一條為止。《春秋公羊傳》和《春秋榖梁傳》的經文都是到這一條為止。《春秋左傳》的經文到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醜，孔丘卒”為止，多出的幾條經文，是他的弟子引《魯史記》補上的。這以後，《春秋左傳》就隻有傳文，沒有經文了。但魯哀公“十六年春”的這條經文雖然不是孔子親手編定的，但續寫《春秋》經文的弟子對孔子的修訂原則，一言而含褒貶的春秋筆法是深得其中三昧的。這條經文，稱蒯聵為“衛世子”，連“太子”都不許，說明他並沒有合法的繼承權；而稱輒為“衛侯”，同情麵明顯在輒一邊。要說名分的話，這段經文也明示，輒有“衛侯”的名分，而蒯聵連“衛太子”的名分都沒有。《春秋》經文是這樣“正名”，我們憑什麼說，當時孔子說“必也正名乎”，是要有名分的“衛侯輒”讓位給他的沒名分的父親“衛世子蒯聵”？但多數《論語》注家，都是這麼說的。
蒯聵奪得君位以後，行為更加不肖。他先驅逐輒為君期間的大臣，又明裏擺宴請酒，重酬孔悝與其他大夫，卻於半夜裏驅逐孔悝。孔悝載著母親伯姬出走，到城西門，派一輛車到家廟去取存放孔氏祖宗神主的石函。原來孔氏的家臣、新升為大夫的子伯季子，向蒯聵請命去追孔悝，在路上遇見載著孔氏祖宗神主石函的車輛，殺了駕車人，奪了車輛。那邊孔悝等車不來，就讓許為回去迎接。許為遇見追來的子伯季子，說：“和沒有仁愛之心人較量，明擺著沒有不能取勝的。”一定要讓子伯季子先射。子伯季子射了三箭，都離開許為身體很遠。輪到許為射，一箭使子伯季子斃命。蒯聵連於他奪權起決定性作用的親姐姐與外甥也不放過，可見他的為人。所以，當年戲陽速並沒有看錯他。
蒯聵聽信讒言，繼續驅逐大臣。他又對渾良夫說：“我繼承了先君的位子，卻得不到國家的寶器，像這樣怎麼辦？”渾良夫叫在旁邊執火把照明的人都退出去，自己執著火把對蒯聵說：“太子疾和出奔的輒都是您的兒子，把輒召回來，如果有才能的就立他為太子，如果沒有才能，也可以得到他帶走的寶器。”在旁邊侍候的童仆把這話去告訴太子疾。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太子疾也讓五個人扛著一頭公豬，強迫蒯聵發誓立盟，不召輒回來。還要殺渾良夫。蒯聵說：“我和他盟約免三次死罪。”太子疾說：“那麼，免三次死罪以後，再有罪就殺了他。”蒯聵說：“可以。”到第二年春天，蒯聵在藉圃造了一幢以虎皮為飾的幄幕，征求有美名的賢者，到虎幄來共進第一次宴會。太子疾提出請渾良夫來。渾良夫乘著上卿才能乘坐的衷甸來到，穿著國君才能穿的紫衣狐裘，到了宴會上，吃得熱了，袒開狐裘，到筵席上不解下佩劍。太子疾把他從筵席上拖下來，列數他三項死罪，然後當場把他殺了。渾良夫自有他小人得誌、驕橫跋扈的錯誤，但他卻是因蒯聵之問，向他獻策而死。即使蒯聵被兒子疾要挾，違心答應殺渾良夫，他也可以在這段時間裏讓渾良夫出奔。所以，從此事也可見他是一個過河拆橋的人。
又過了數月，趙鞅派使者來要求衛太子到晉國為人質，遭到蒯聵的拒絕。趙鞅在六月發兵討伐衛國。有齊國、陳國相救，才得解圍。但蒯聵這樣做人行事，勢必是眾叛親離。到這年冬天十月，趙鞅又一次伐衛，一舉攻下了衛國都城的外城。將要進入內城，趙鞅說：“停止。叔向曾經說過，袒護亂臣、滅人邦國的人，沒有後代繼承人。”衛國國人驅逐了蒯聵，與晉國講和。晉國立衛襄公的孫子、也就是蒯聵的堂兄弟般師做國君，就退兵回去了。十一月，蒯聵又從鄄城回來，趕走了般師。
但這回蒯聵是惡行滿貫，氣數已盡。年初的時候，蒯聵登上城樓，看到國都旁有個小城。一問，是戎族人聚居的戎州。蒯聵說：“我們是姬姓的國家，怎麼能讓戎族人築城聚居？”下令把戎州城牆毀了。此番蒯聵複辟以後，役使工匠沒日沒夜地幹活，得不到休息。他又要驅逐國卿石圃，石圃就借助工匠的力量，攻打蒯聵。蒯聵關上大門，請求停戰，石圃不答應。蒯聵就從北麵翻牆逃出去，跌斷了腿。戎州人同時攻打太子疾和公子青，他們也翻越城牆逃出來，還沒趕上蒯聵，就被殺了。蒯聵逃進戎州己氏家。年初時，蒯聵在城上看到己氏的妻子頭發很美，就讓人去剃了她的頭發，做他夫人呂薑的假發。這回，蒯聵逃進己家，拿出一塊玉璧來給己氏看，說：“你救我命，我給你這塊玉璧。”己氏說：“殺了你，這玉璧又能跑哪裏去呢？”就殺了蒯聵，取了玉璧。一貫背信棄義的蒯聵，落得這樣的下場，實在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但要說孔子“正名”，是為了勸說衛君輒把君位讓給如此不入流的父親，實在與佛頭上著糞無異。
有注家引用《論語·述而·“夫子為衛君”章》來做孔子“正名”是欲勸衛侯輒讓位給其父蒯聵的佐證。這一章是這樣的：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現在一般注家都認為這段對話是在衛侯輒接位以後。冉有是孔子弟子中比較突出的一個。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他比孔子小二十九歲。孔子對這個學生，既有充分的肯定，也有激烈的批評。他在政事方麵的突出才能，孔子是讚賞的。但對他不用自己的才能為民謀利，卻幫助權臣聚斂財富，孔子是大發雷霆，說：“他不是我的學生，你們這些後生小子可以鳴鼓而攻之。”在這段話裏，冉有問子貢：“老師會去幫助衛君嗎？”子貢說：“好，我去問一下。”子貢走進孔子的房間，問：“伯夷、叔齊是怎樣的人？”孔子回答說：“古代的賢人呀。”子貢說：“他們怨恨嗎？”孔子說：“他們求仁而得仁，又有什麼怨恨？”子貢出來對冉有說：“老師不會幫助衛君。”
引用這段話的注家認為，子貢借伯夷叔齊這話題去探問孔子的態度，因為伯夷、叔齊是兄弟讓位，而輒與蒯聵是父子對峙。孔子認為伯夷、叔齊無怨無悔，那麼輒與蒯聵就有怨有悔，所以，孔子不會去幫助衛侯輒的。
仔細分析一下，這樣的理解其實是很成問題的。
首先，孔子在衛侯輒時期到衛國，是在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到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而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冉有已經在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或四年，被魯國執政的權臣季康子召回魯國去了，也可以說，是為孔子返魯打前站去了。所以，孔子在衛侯輒時期入衛，冉有不在身邊。
對此明顯與史實不符的地方，我見到注家有兩種解釋：
一種如錢穆先生在《孔子傳》中所說，認為是《史記》寫錯了冉有返魯的年份，冉有返魯應該在孔子到衛國之後。這種推論沒有提供根據，也就無從討論。
另一種解釋如金良年先生在《論語譯注》中所說，認為這是在魯哀公二年，孔子的弟子們聽到衛靈公死後，立輒為君，蒯聵入戚，父子對峙的消息時有此議論。因為孔子在衛時受到過輒的禮遇，所以擔心孔子會到衛國去幫助衛侯輒。那時，冉有還沒有應召返魯，這個漏洞就補掉了。這種解釋比較講理，因為講理，就可以作進一步討論。
討論下去，就可以知道，這種說法也難以成立。
其一，輒到接位的時候，隻是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衛靈公並沒有打算把這個孫子作為接班人來培養，輒本人更沒有這方麵的打算，所以禮遇孔子，在政治上拉關係，為以後接班找後盾，就無從說起。而如果輒和孔子沒有特別的交往，孔子的弟子，也不會聽到輒輿蒯聵父子對峙，就想到孔子可能趕去幫助他。
其二，孔子是在魯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衛靈公死前，第二次離開衛國的。聽到衛靈公死的消息應在陳國。當時的孔子，帶著一幫學生周遊列國，曆經厄難，到處碰壁，累累若喪家之狗，已生歸意，主要目標在回魯國。而按照弟子擔心孔子會出麵去幫助衛君的理解，好像孔子當時很有勢力與實力，衛侯輒迫不及待地等待孔子去幫他似的。這至少是把孔子當墨子看了。
孔子與墨子都是身體力行的政治家，但他們的風格大不相同。墨子是隻要他認為是對的、好的，就主動送上門來，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要你接受；而且成群結隊，自組社會。孔子比較矜持，不請教，不發言；不禮顧，不出山；而且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政見不合，他就走人。所以，弟子要問到“夫子為衛君乎？”“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這樣的問題，不會是設想，而是擺在麵前的現實問題。
因而，不光是“夫子為衛君”章不是在衛侯輒時期說的，就是本章“衛君待子”章，也應該是在衛靈公時期說的。因為據錢穆先生考證：“孔子之返衛，出公尚年少，計不過十四五歲，未能與孔子周旋，故《論語》不見出公問答語。”衛侯輒並沒有請孔子出山執政的意思，而冉有、子貢、子路一再用類似的問題去問孔子，不是太自作多情了嗎？
而把冉有、子貢、子路的問題擺到衛靈公時期，就順理成章了，因為衛靈公的確有請孔子為政的打算，孔子也有出仕衛國的想法。對本章的辨析，以後再說，現在先把“夫子為衛君”章歸結一下。
說“夫子為衛君章”是針對衛靈公說的，引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子貢問明了孔子對伯夷、叔齊的評價，就可以知道孔子不會去給衛君效勞呢？這其實牽涉到孔子對伯夷、叔齊的評價。
伯夷、叔齊的故事，其實分兩個方麵：
第一方麵，他們兄弟，是孤竹君的兒子，伯夷是哥哥，叔齊是弟弟。按照長幼排序，應該伯夷繼承君位，但孤竹君經過考察，認為還是叔齊接班比較合適，就明確死後有叔齊繼位。孤竹君一死，叔齊不肯接位，要把君位讓給伯夷，伯夷說，由你接位是父親的遺命，他為了推辭君位，就逃出國去。叔齊還是不肯接位，也逃出國去。這一方麵，是說伯夷、叔齊看淡名利，禮讓君位。後世人提起伯夷、叔齊，多數隻講到這一點。禮讓君位，也是推舉製族盟社會遺存的傳統，《莊子·讓王》篇中，就提到堯以天下讓許由、讓子州支父；舜以天下讓子州支伯、讓善卷、讓石戶之農、讓北人無擇；商湯以天下讓卞隨、讓瞀光，都遭到了拒絕，像北人無擇、卞隨、瞀光，甚至覺得是恥辱而自殺。還有周族的祖先大王亶父，把原來的國家讓給狄人，自己到岐山腳下再建新國。與讓天下、讓國家比起來，伯夷、叔齊兄弟相讓一個小國的君位，實在算不上什麼。伯夷、叔齊以後這麼有名，受到孔子的大力推崇，《史記》把《伯夷列傳》作為列傳第一篇，實在是另有原因。
第二方麵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也是注《“夫子為衛君”章》的注家有意無意忽略的原因，是伯夷、叔齊反對周武王伐紂，以致後來餓死首陽山。
據《史記·伯夷列傳》記載：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伯夷、叔齊兩人逃出來以後回合在一起，他們聽說西伯昌（就是後來被兒子姬發追封為周文王的姬昌）能優厚地贍養老人，就投奔往那邊去。到姬昌亡故，姬發打算興兵討伐商紂王，用車載著姬昌的木製神主，封為周文王，以周文王的名義來發出號召，與諸侯在盟津會師，伯夷、叔齊在姬發出師之時，攔住馬頭進諫說：“父親死了還沒安葬，就興兵大動幹戈，能說是‘孝’嗎？以臣下的身份去殺君王，能說是‘仁’嗎？”周武王的左右將士要殺死他們，太公望（就是後世人稱的薑太公）站出來說：“這是講正義的人。”讓人把他倆扶走。據《史記·周本紀》記載，這年周武王在盟津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周武王否定了諸侯伐紂的意見，說“你們不知道天命，條件還不具備。”不知道是否受到伯夷、叔齊諫言的影響。
《周本紀》說：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幹，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在周武王看來，商紂王惡行滿貫，把比幹、箕子這樣的大忠臣殺的殺、關的關，討伐商紂王師出有名了。事實也滅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但在伯夷、叔齊看來，這場伐紂的戰爭打得異常慘酷，“血流漂杵”，中原地區幾乎打空了，所以後來周武王可以這一大片空地上實行分封製，開始了中國的宗法製封建社會，這場戰爭是以暴易暴，還是不仁之舉、不義戰爭。伯夷、叔齊本來是在周國受到贍養，食周之粟的（當時士大夫的俸祿以粟計量，所以“粟”是俸祿的代稱），因為反對這場戰爭，故而在周朝建立以後，他們兄弟反而放棄了這份俸祿，逃到首陽山裏去以采食野草度日。他們沒有從事生產勞動、自食其力的本領，所以忍饑挨餓就在所難免。但他們寧可餓死，也不與暴政同流合汙，表現了他們的高貴氣節。孔子正是在這一點上來推崇伯夷、叔齊的。我已經說過，孔子倡導的是“師文化”而非“士文化”，“師文化”與“士文化”的區別在於，“士”是依附性的，而“師”是獨立性的。“師文化”的基點就在其獨立性。孔子正是在伯夷、叔齊的不合作態度中看到了這種獨立性；看到正義的原則高於個體生命，士可以憑著對正義原則的認同克服其由經濟地位帶來的依附性；因而看到了建立“師文化”的可能性。孔子對伯夷、叔齊的精神的肯定，已經超越了對當時具體的曆史事件的評價。他並不因為肯定伯夷、叔齊，而連帶認為周武王伐紂是非正義的，周武王就是一個好戰分子，一個暴君，一個不仁不義之徒。這種以“相應抽象”來討論問題的方法，到今天，還是很值得人文科學的研究者借鑒、效法的。前兩年，以金族已經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因此，南北宋時代發生的對抗金族的戰爭，不能稱之為民族戰爭，來企圖取消嶽飛的“民族英雄”的稱號，從方法論上說，就是犯了討論問題不會作“相應抽象”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