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公元前525年秋天，郯國（諸夏國之一，在今天山東沂水東岸一帶）的國君來朝見魯昭公，魯昭公設宴招待他。宴席上，魯國大夫叔孫昭子問：“少皞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以鳥名作官名，這是什麼緣故？”郯國君主回答說：“少皞氏是我們的祖先，因此這我知道。當初，黃帝氏以雲來分別記錄，故而設雲師而以雲作為官名；炎帝氏以火來分別記錄，故而設火師而以火作為官名；共工氏以水來分別記錄，故而設水師而以水作為官名；太皞（伏羲）氏以龍來分別記錄，故而設龍師而以龍作為官名。我的高祖少皞氏帝摯即君位時，正逢鳳鳥飛來，故而以鳥來分別記錄，設鳥師而以鳥作為官名：因為鳳鳥知天時，故而以鳳鳥氏命名執掌曆法的最高長官；因為玄鳥（燕子）春分來、秋分去，故而以玄鳥氏命名執掌這段時間曆法的長官；因為伯趙（又名“伯勞”）夏至鳴、冬至止，故而以伯趙氏命名執掌這段時間曆法的長官；因為青鳥（鶬鷃）立春鳴，立夏止，故而以青鳥氏命名執掌這段時間曆法的長官；因為丹鳥立秋來，立冬去，故而以丹鳥氏命名執掌這段時間曆法的長官。玄鳥氏、伯趙氏、青鳥氏、丹鳥氏都是鳳鳥氏的屬官。因為祝鳩（鷦鳩）性孝，故而以祝鳩氏命名主教民的司徒（總理兼文化部長）；因為雎鳩凶猛而又能區別不同對象，故而以雎鳩氏命名主法製的司馬（司法部長）；因為鳲鳩性平均，故而以鳲鳩氏命名平水土的司空（建設部長）。因為爽鳩凶悍，故而以爽鳩氏命名司寇（公安部長）；因為鶻鳩春來東去，故而以鶻鳩氏命名司事（不管部長）。五鳩，取“鳩”聚群的意思，要他們聚合民眾。以五雉（雉有五種，西方叫鷷雉，東方叫鶅雉，南方叫翟雉，北方叫鵗雉，伊水、洛水之南叫翬雉）命名五種工正官（管理工匠的官長），提高器具的效用、校正長度、容積的計量，使民眾能等值交換。以九扈（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命名九種農正官（管理農民的官長），取“扈”的製止義，製止民眾淫蕩。從取代少皞氏為帝的顓頊以來，道德衰退，不能有高遠處的瑞兆出現，便就近取人事，設民師而以民事作為官名，就不能按照古代命名方式來做了。”
孔子聽說這件事，就去參見於郯國君主，向他請教。參見後對人說：“我聽說：‘天子不能有效管理官員，要到四方的異族去尋取那方麵的學問’，這話我相信了。”
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而這裏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簡直就是“失官而求諸四夷”了。持有這樣的觀點，怎麼又會說“邊地蠻族有君主，不如中土沒有君主”這樣的話呢？
這樣看待周邊的異族，在當時不是孔子一個人的觀點，或者說，孔子通過修《春秋》，左丘明通過為《春秋》作傳，正是要宣揚這種睦鄰友好的觀點。
前麵所引的《春秋左傳·襄公四年》的一段記載，後麵還有。晉悼公聽了魏絳的一番陳述，問：“那麼不如與山戎何解？”魏絳回答說：“與山戎和解有五大利益：戎狄是遊牧民族，隨牲畜而臨時性棲居，看重財物，輕視土地，可以用貨物與他們換土地，這是一。邊境安寧，民眾樂意在田野裏耕作，農民有成就感，這是二。戎狄聽命於晉國，四周的鄰國必然振動，各諸侯國也感受到晉國的威信，這是三。以德安撫戎狄，不需頻繁用兵，不需大量製造武器、鎧甲，這是四。以窮兵黷武的後羿為鑒，而用德的標準來衡量行為，遠方邦國來歸，近鄰邦國安定，這是五。君主您拿主意吧！”晉悼公心悅誠服，就派魏絳出使山戎諸邦，和他們結盟友好。
和戎政策實施後大見成效，到公元前562年，僅短短的八年時間內，便取得了晉國與戎狄和睦相處的局麵。晉悼公非常高興，將鄭國贈送的樂師、樂器、女樂的一半賜給魏絳，說：“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和諧”一詞的出典正是在這裏。）魏絳謝絕所賜之樂，對悼公說：“和戎狄，國之福也，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辭謝再三，方才接受。魏姓從此成為晉國的豪門大族，到春秋末期，與韓、趙兩家三分晉國。
《春秋左傳》對“和戎”這件事給予高度的肯定，由此可見孔子對異族的態度。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三年》還記載楚國大夫沈尹戌的話說：“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古代，天子所在的首都王畿，是以四周的異族邦國為第一道防線的；天子的威信降低了，就退而以諸侯國為第一道防線。諸侯本來是以四周鄰國為第一道防線的；諸侯的威信降低了，就以四麵的邊境為第一道防線。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古人稱中國為“天下”，稱中央政權的首領為“天子”，並不是說，古人認為，中國之外就沒有國家存在了，所以，“天下”（國家）這個概念是包括“四夷”在內的，或者說，“四夷”是附屬國。“四夷”是中土的屏障，以抵禦“四夷”之外的異族的入侵。到中央政權衰落了，主要是“天子”的德衰落了，“四夷”不願歸順，反而成了敵人，那就隻能以諸侯國為屏障了。所以，和“四夷”的關係，正能反映天子與諸侯的德行。這是孔子的天下觀、外交觀，就是所謂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具有這樣的天下觀、外交觀的人，怎麼會在文化上極度鄙夷“夷狄”呢？
但中華民族是文化聚族，中華國家是文化立國，文化習俗，在中華民族是個重大的問題，中華民族的先哲，又是怎麼看待與異族的文化習俗的不同呢？
《列子·湯問》篇中還有這樣一段論述：南國之人祝發而裸；北國之人曷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剔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其記述的異國風俗，有的今天還能看到蹤跡。如炎人之國的葬禮，就與今天我國西藏的天葬相似。而儀渠之國的火葬，今天已在中國推廣，也使人想起古印度火葬的風俗。由此可見，這些奇風異俗，並非虛構，而是記實。但輒沐之國的風俗有些駭人聽聞。頭生的兒子，活生生的被吃掉；父親死了以後，把母親背出家去丟棄。這在今天，文明人一定斥之為野蠻，要用法律手段來嚴厲製止，但先秦時代的禮儀之邦的中國，卻對之毫不大驚小怪，“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未足為異也。”這樣的寬容精神，現代文明人簡直無法望其項背。
從《墨子》裏，也可以看到先秦賢哲的寬容精神。
《墨子·節葬下》：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
今天堅持要厚葬要長期守孝治喪的人說：“厚葬和長期守孝治喪，如果真的不是聖王提倡的道，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君子都持續地這麼做，而不更改呢？”墨子說：“這就是所謂的以遵循習慣為方便，以既成風俗為道理的緣故。”接著，墨子舉了輆（輒）沐之國、炎人國、儀渠之國的例子，問，這樣的風俗，“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這是不能用仁義之道去進行解釋的。葬禮的厚薄，不同的國家、民族有不同的標準，都是相對而言的，不要輕易地用“仁義道德”這些抽象的原則給風俗定性、下結論。
如果從這段話，還容易產生墨子對異國風俗有貶詞的歧義，那麼，在《魯問》篇裏，墨子的態度就很明確了，對異國風俗，不能從我的立場出發下評判，不能輕易地下道德評判。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 ，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魯國的陽文君對墨子說：“楚國的南邊，有個吃人的國家叫‘橋國’，這個國家裏，有人家生了長子 ，就活生生地吃掉，說是有利於以後的弟弟。味道鮮美的，就送給君主吃，君主高興了，就賞賜嬰兒的父親，這豈不是惡俗嗎？”墨子曰：“隻是中國的風俗，也是跟這一樣的。殺了父親，獎賞兒子，與吃了兒子賞賜父親又有什麼兩樣呢？如果不用仁義，憑什麼非難夷人吃男嬰呢？”
從和而不同來說，從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來說，從農耕民族主張以德服人，使近悅遠來而言，在先秦時代，中華民族是沒有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的，至少是中華民族的賢哲，如老子、孔子、墨子等，是沒有這種思想的，是反對這種夜郎自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相反，邦國外交關係，正是這個國家的德政水平的表現。因此，可以說，大國沙文主義情緒、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是以過度自尊表現出來的自卑感，與阿Q的精神勝利法正相類似。看來不可一世，其實虛弱得很。先秦時代的聖哲，心態平和，精神高揚，與這種精神勝利法是涇渭分明，豈可混淆。近悅方能致遠來，這對當今世界的國際政治，也是有重大指導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