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以後，我曾經掛單中壢、新竹、台北等地寺院，因事務不定，所以無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間，李決和、林鬆年、馬騰等宜蘭人氏邀請我至宜蘭雷音寺駐錫弘法，我欣然允諾。記得那時寺裏住了三家軍眷，丹墀上掛滿了晾曬的衣物，兒童們穿梭其中嬉戲遊玩，院落裏也堆滿了雜物，每次上廁所時，還得移開門口的煤球爐才能進去。總之，周遭的環境根本就不像個道場，但自忖：既已承諾別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來。四十餘年來，雷音寺已經三次翻修，不複當年窘態，而我的戶口還長留在宜蘭，雖然雲遊行腳，走遍世界，但我對宜蘭的一句承諾，至今尚未退票。
宜蘭地處一隅，民風保守，初來此地弘法，難免遭遇一些阻難，但我從不灰心，相繼成立國文補習班、青年會、學生會、歌詠隊，將學佛風氣帶動起來，所幸大部分鄉民都十分淳樸可度，當地青年的熱情誠懇，尤其讓人感動，我更加覺得自己當初信守承諾，“永不退票”是正確的抉擇。所以，雖然那時嘉義天龍寺、高雄佛教堂、雲林虎尾寺、苗栗法雲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紛紛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於對宜蘭鄉親不能輕易退票的原則，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經雲：“弘法是家務，利生是事業。”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無可旁貸的責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條件，則效果必定不彰。有識於此，青少年時期我就立誌將來要興辦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協助高雄信徒完成壽山寺的建設之後，發現此處雖地方不大，但因為是高樓建築，可用空間甚多，乃決定開辦一所小型的佛學院。當我正興致勃勃地擬訂招生計劃時，一位重要的信徒前來阻止，他告訴我：“辦佛學院將來會沒有飯吃。我坦白告訴你，如果你辦佛學院，我們是不會支持你的。”
辦佛學院誠然所費不貲，又無立竿見影之效，很難獲得大眾的支持，但既然有機會能實現當初的心願，豈能半途對自己的承諾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謝您的建議，您可以不護持這件事，但是不能阻礙這項功德。”一轉眼，佛學院至今已曆時三十餘載，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曆史最為悠久、畢業學生最為眾多，著稱於台灣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張少齊、張若虛父子創辦《覺世》旬刊，邀請我擔任總編輯，那時我經常在宜蘭、高雄兩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周再專程到台北從事編輯工作，一來日後車資路費不勝負荷，二來時間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夠周到，所以答應他們先為代理，期限一到，請其另找高人，並言明萬一找不到適任人選時，再來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為了兌現這一句承諾，我再度受其請托，接辦《覺世》，至今發行二千多期，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在台灣佛教界亦屬首創。雖然常常為了不願退票，我不知曆經多少艱辛困苦，但也從辦事當中增長了許多智慧，未嚐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將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讓售，以所得款項買下麻竹園佛光山的建地，這時台北的同道們取笑我說：“你終於無法在台北發展，隻有往南部發揮了。”我回答他們：“我還會再回來的。”三年後，我見佛光山已初具規模，為表示對當初的承諾不退票，就在台北羅斯福路成立普門精舍，聚眾熏修；後來遷至鬆江路，易名為“台北別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權東路，正式定名為“普門寺”。一九九四年，應信眾要求，更在鬆山火車站旁增辟台北道場，在內設立佛光會、社教館、美術館，將佛教與藝文結合起來，在熱鬧都會中廣植淨蓮。一九六三年，我曾赴馬來西亞弘法，數年後，我開建佛光山，這時新加坡福海禪苑住持宏宗法師回台灣湖口探親，在與我見麵閑聊時提及，當時台灣有很多寺院都向新馬一帶化緣，而他自己就已經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緣簿。我聽了以後，當下告訴自己：我開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新馬一帶的信徒化緣，而且將來如果自己沒有力量布施，絕對不踏上新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時，佛光山首次組織弘法團至馬來西亞時，檳城信眾分四路排班列隊，跪拜供養，曆經數小時，計收到十七萬馬幣，我立刻捐給馬來西亞佛教學院，以示兌現心中諾言，不為自己退票。十餘年來，我在新馬弘法所得一切紅包□錢，也都悉數資助當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為與佛光山有特別的因緣之外，開山三十年來，我未曾向新、馬人士募款。
一九九○年，巴黎明禮法師邀我前往法國弘法，當時一位黃老太太皈依之後，要求我到巴黎建寺，當時我隨口說：“好。”回到台灣後，黃老太太與其女婿鍾勝利前來再度懇請。為了承諾不退票，佛光山在經濟萬分拮據之際，由其介紹，在巴黎買下一座古堡，成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第一座道場。一九九六年十月，國際佛光會在巴黎召開第五屆會員大會，古堡道場成為大家流連忘返的據點。看到會員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憶起首度前往探勘時，氣溫僅有零下兩度，我們師徒數人在雪花飄飄中，巡視四周田園風光，隨即促膝於古堡一角的火爐旁，暢談未來，直到天明。至今想來，仍然感到溫馨無比，意猶未盡。
自建道場，固然需費甚巨，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時費力，困難重重，我向來不喜與人紛爭，所以不願接辦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為了對別人的承諾不退票，而與一些寺院結下不解之緣。嘉義圓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賣的寺院，為不忍佛門聖地就此凋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紹之下，於即將拍賣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義稅捐處情商拍賣延期。幸好當時稅捐處處長魏建言先生是慈惠過去未出家前在宜蘭的同事，因此願意寬限半個月，讓我們得以籌得四百萬元贖回廟產。但是接手之後，才發現寺內還有住家、工廠，為了對林居士的好意實踐不退票的承諾，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萬元搬遷費，才保住這個百年古寺。
三十年前，方進步先生一再表示要將台南福國寺獻給佛光山管理。本來我未曾動心，但五六年來見其誠意殷殷，便允諾接納，並請心定前往接洽，才發現寺方負債數百萬元。我聽到心定的報告，真是左右為難，因為在經濟上，佛光山哪裏有這些能力，但是因為自己已經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答應接受，為維持不退票的形象，隻有萬分無奈地張羅還債事宜。
類似這種情況不勝枚舉，但是我都咬緊牙關，一一承擔下來。堅持永不退票的理念免不了吃一點虧，但在無形中也長養了自己的精神毅力，贏得了別人的尊重愛戴，所以其他有形有相上的損失就不足為道了。
十餘年前，台南加工出口區請我作一場講演，我最初回答：“太忙了，無法排出行程。”對方表示講座可排在次年，我一來感其誠懇，二來覺得日期還早，便隨口承諾。時間如白駒過隙，一年一眨眼就過去了，約期迫在眉睫，而當時我在洛杉磯舉行西來寺籌建會議，正討論到緊要的地方，盡管許多徒眾勸我打電話請主辦單位將演講改期或推辭，但我力排眾議，堅決不可退票。因此為了這一場兩個小時的講演，我從洛杉磯飛往台灣講演後，第二天即刻趕回美國，連同候機、逗留、坐車，為了兩小時的演講，總計我花了六十小時。雖然如此，至今仍為自己在萬難之中保持永不退票的紀錄，未曾耽己誤人，而感到自得。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浴室跌斷腿骨，於榮民總醫院開刀出院後的第三天，因為想起兩個月前曾答應彰化西方佛光分會的邀請，已排定是日晚上主持佛學講座暨皈依典禮，遂穿戴整齊，囑人準備車子。雖然主辦單位表示可以延期，勸我休養，一旁照料的弟子們也爭著代我前去。但一生永不退票的性格使然，我終於說服大家。猶記得當時台灣各種公共場所缺乏無障礙設施，我坐著輪椅，沿著漆黑顛簸的小徑，前往文開小學活動中心的講台。當看到千名信眾已井然就座，那種渴求佛法的神情，不禁自忖：還好親自來此，雖然諸多不便，但總算沒有辜負信眾的期望。九月七日，我又依約趕到台北圖書館國際會議廳，為台灣文藝協會主持講座，與會者見我到來，莫不動容流淚，整個會場籠罩在一片感人的氣氛中，更鼓舞了我的信心勇氣。
由於這兩次講演我都經曆輪椅上下講台的困難，唯恐十月份在東京的講座太麻煩別人，因此去電東瀛，沒想到日本《朝日新聞》的名記者吉田實先生及國會議員一再誠懇地表示願意作各種服務，所以我隻有靦然赴會。十月二十八日，抵達日本國會大廈時，承蒙議員先生們不嫌棄我的不便，同心協力將我抬上講台，使這次講座得以圓滿完成。
十一月十九日，為了紅磡體育館三天的佛學講座，我又飛往香港，其間又蒙航空公司美意，以特別的升降機將我送上飛機。對於他們助成我不退票的心願，至今仍銘感五內。
一九九四年初，我對外宣布佛光大學將於一九九六年開學，但沒想到山坡地的開發困難無比，光是中興工程公司為此所訂的紙上計劃就有數公尺之高。後經專家的評估，兩年之後，才核發雜項執照，準予開始挖地。眼看不能如期開學，正是心急如焚的時候，獲悉嘉義某管理學院雖有建築執照及設校執照，但因內部問題叢生，無法進行下去，盡管必須撥款數億元才能成事，但為了履行開學的承諾，做一個不退票的人，我還是不顧一切困難，勇往以赴。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總算在千萬人的期盼下，南華管理學院如期開學，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所不收學雜費的大學。而台灣教育界人士更是以驚訝的口吻告訴我，這種辦學的速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
我這一生中為了不退票，不但總是在萬分驚險中度過分分秒秒，而且經常在時空軌道上疾奔，在身體勞累中硬挺。有一回，由於安排行程上的疏失，使我必須在同一天中午，主持台北道場的演藝人員的素齋談禪及台中東海道場的佛光緣書畫義賣記者會。兩地相隔兩百公裏，在別人看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雙方主辦者都不肯讓步。為了免除爭執，我隻得和他們約定，上午十點半到台中，中午一點半到台北，撇開講話的時間不談，即以當時周日的路況而言，也是萬分困難的事，但我依然勉力而行，結果如時到達，讓大家皆大歡喜。
類似這樣的情況雖已曆經多次，但因為我向來秉持“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原則待人處事，所以不但樂於做種種努力挽回局麵，還要反過來安慰替我排行程的徒眾：“沒有關係，既然訂了，就不要改了。”沒想到他們因而經常如法泡製，而我為了讓他們也能做到不退票的美德，所以一直忍耐配合，過了半生。盡管如此，珍惜信用不但為自己增添資本，也是在成就別人的好事，所以我還是無怨無悔地付出一切。
記憶中，不但已經訂好的行程，我未曾改期，已經買好的公車票、火車票、飛機票、船票，我也從來不肯退票，雖說經常為此麵對許多困境，但我總覺得自己不能因片麵的理由而失信於人。古德說：“人言為信。”人言到了不可信，豈不成了非人嗎？西哲曾說：“懊悔的果實最難吃。”的確，許多人做事經常懊悔，經常退票，結果一生都在遺憾中度過，其實懊悔無益，退票失信，唯有振作精神，實踐諾言，“永不退票”，負責到底，才能擁有一個圓滿的人生。
向自己革命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常常被佛陀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而熱淚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誼之後，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個革命家。不過佛陀的革命不同於世間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稱之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內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貪嗔愚癡的煩惱。“向自己革命”這句話從此就成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種，有政治上的革命、社會上的革命、經濟上的革命、習俗上的革命、種族上的革命，等等。一個新朝代的誕生、一個新國家的成立、一個新主張的宣誓、一個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經過一番革命而產生的。但人事無常，法久生弊，等到時間一久，理想變質了，主義不實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謂“窮則變，變則通”，佛教也說“法無定法”，一切都是應時應機。世間法沒有一成不變的，有形的革命與無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斷發生，從而促使了文明的進步。
政治製度由君權時代進步到民權時代固然需要革命，社會形態由家族社會進步到宗族社會，經濟體製由農牧經濟進步到工業經濟，也都需要經過革命的曆程。革命本來是把一些迂腐、陳舊、罪惡、保守的思想、行為或體製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國武王伐紂的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清朝的革命、歐洲的新教革命、法國大革命、文藝複興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等等，不但為人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將國家社會，乃至思想信仰帶入嶄新的階段，為人類曆史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許多人以革命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眾欺寡，以強淩弱，結果使得萬千生靈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這是因為人們的心中有貪欲、嗔恚、愚癡、嫉妒、邪見等許多不好的念頭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當境界來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因此，革命應該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們翻閱史冊，將會發現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進而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才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別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來貴為王子，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說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許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和正義，便勇敢地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階級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煩惱痛苦及世間鬥亂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舍離一切愛染執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
由於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不但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還能夠融入各種習俗，豐富當地的文化；佛教曆經不同的時空，不但未被時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還能夠因時製宜，破除妄執，繼續為每一世代的眾生做出最大的貢獻。
然而卻有許多人隻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帶來的發展，卻沒有看到祖師大德向自己革命的過程，像龍樹、提婆都有過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時期，但他們經過法水的洗禮之後，翻然悔悟，精進道業，學有所成，因此能在眾說紛紜之際，發出獅子般的吼聲，威服群倫；無著、世親本來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論師，但他們在聽聞大乘佛法之後，覺昨日之非，而虛心學習，所以能進步神速，一日千裏，對佛教做出卓越的貢獻；百丈懷海參學多日，被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後，才開悟見性，及至晚年，仍勤勞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與擔當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擬；南泉普願用心習律、學教、參禪，而後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在聽聞“選官不如選佛”一語後，及時覺醒，拜師學佛，終成一代大師；太虛大師曾掩關閱藏，而有悟境，又廣讀世間書籍，學通內外，而有改革佛教積弊的主張；仁山法師曾在金山寺窮研經典六載，並屢遊諸方，遍禮名山，而有拓落恢弘的思想。古聖先賢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氣，放棄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無畏、大精進、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蕩蕩地麵對威勢利誘？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隻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醜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麼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跡。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蕩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裏，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鑒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借此恢複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的？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占住；基督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製；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的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基督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台灣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隻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於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隻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分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勝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布教，屢被幹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因為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蔑佛教，我致信抗議。盡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在親身經曆了這許多佛教製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當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裏沒有一間派出所，維係治安的也往往隻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隻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麵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麼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曆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合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後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
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鬥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準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憎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布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後裏、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麵不一的假道學、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製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借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嗔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至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歎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幹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雲：
幾年鏖戰曆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麼美妙的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