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二年七月，大唐官軍在宰相裴度率領下，曆時三年，平定淮西吳元濟叛亂，一時朝綱重振、君臣相顧狂喜。
群臣皆道此戰當勒石以紀，憲宗皇帝遂命大臣韓愈撰寫碑文。韓愈以平定淮西係由裴度主持，碑文中將此戰之功多歸之於裴度。
然有大將李愬，於此戰中屢出奇兵，並乘風雪夜突襲蔡州活捉吳元濟，自認為功居第一。見了韓愈的《平淮西碑》，心中頗為不平，在家中忍不住發了通牢騷。
李愬之妻乃憲宗姑母唐安公主之女，有出入宮禁之權。聞聽丈夫牢騷，立即盛裝入宮，向憲宗哭訴韓愈碑文不實，有意貶低丈夫抬高裴度。
憲宗對這位妹妹向來疼愛有加，遂命磨去碑文，由時任翰林學士的段文昌重新撰寫刊刻。
段文昌吸取了韓愈的教訓，重新撰文時多歸美於李愬，對裴度之功則有所忽略。
好在裴度並不計較，亦不願再因此等小事引發朝中恩怨，段文昌的文字最終被刻上石碑。
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甚至差點兒引起朝中黨派之爭。薛濤甚感好奇，自京城朋友處得到兩篇碑文的內容，仔細比對後，但覺單以文才而論，韓愈的碑文倒略勝一籌。不過她能夠理解，先寫者可以天馬行空無所顧忌，後寫者總難免束手束腳，處處想著避開先寫者為人詬病處。
以文章內容而論，兩篇碑文其實都有失公正。她心裏有些代段文昌難過，想不到如今他也學會了曲意奉迎、明哲保身。
或許，這是立足朝廷必須習得的技能。她雖然難過，卻並不忍苛責於他。
她又想到，若是武元衡在世，今日碑文中被紀為首功的定是武元衡無疑，何至於發生二人相爭這等不體會的事？
此次事件，雖因李愬之妻代其爭功，然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裴度威望不足。
時年暮秋，原武元衡府中幕僚蕭祜途經成都，需耽留數日。薛濤作為長居成都的東道主，念在同僚之誼上，對他多有照看。
這日，蕭祜臨行前夕，約薛濤到摩訶池上泛舟。
二人看著波光粼粼的水麵，憶及昔年武元衡帶領眾人在船上喝茶賦詩的情形，一時俱感黯然神傷。
臨別之時，薛濤作詩相贈：
昔以多能佐碧油，
今朝同泛舊仙舟。
淒涼逝水頹波遠，
惟有碑泉咽不流。
蕭祜拿著詩，一個大男人差點兒哭得泣不成聲。
坐上馬車，薛濤亦是淚流滿麵。
斯人已逝，斯人曾經的威望與功勳卻仍在世間流傳，且永遠為人所緬懷。
元和十三年，李夷簡被召回京城，原任禮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的王播接任西川節度使。
傳聞這位王播王尚書進士出身，為人剛正不阿、不畏權貴，為官明察秋毫、政績斐然。聽說王播為新任節度使後，西川百姓無不額手相慶，皆謂西川繁華從此當無處可及。
薛濤被西川百姓的希望與歡樂所感染，暫時收起了個人的悲傷，提筆為王播寫下一首詩：
碧玉雙幢白玉郎，
初辭天帝下扶桑。
手持雲篆題新榜，
十萬人家春日長。
在蜀中百姓和薛濤看來，能做西川節度使是極為榮耀之事。然而他們並不知道，王播心戀京城，此次出為西川節度使，實是受了朝中權貴的排擠，他這個西川節度使當得很是不情不願。
即便是到任後收到薛濤這首洋溢著讚美之情的詩，王播臉上也並沒有多少笑容展現。
薛濤察言觀色，曉得他與當初的武元衡一樣，誤將成都當做偏遠之地。於是對他講起蜀中的繁華富麗，講起蜀中的山川靈秀，講起蜀中的人文勝事。可惜王播不是武元衡，聽了薛濤的長篇大論，他甚至懶得露出一絲苦笑來敷衍。
薛濤覺得應該叫他慢慢感受蜀中的好，於是起身離了節度使府，叫他自己慢慢去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