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國家雖然在以色列周圍集結重兵，四麵圍困，但缺乏統一行動的部署和密切協同的作戰能力。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各國軍隊相互隱瞞戰爭進程真相，各自為戰，互不支援，因此整個戰爭中，從戰略上、戰役上則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把戰爭主動權拱手讓給了以色列人。
猶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力量本來是不對稱的，以色列實際控製的區域不到3萬平方公裏，人口僅600多萬，阿拉伯人則擁有22個國家，擁有近三億人口和超過1400萬平方公裏的廣袤土地。然而，政治體製的差別，使這兩者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阿拉伯的勞倫斯的名言現在聽起來仍然是那麼令人不寒而栗："隻要阿拉伯人還在內鬥不休，隻要阿拉伯人還喜歡貪婪、野蠻和殘忍，那麼阿拉伯人就還是弱小的民族，愚蠢的民族！"
六興於憂患，衰於安樂
輝煌的中華文明的誕生，也是原始文化交流和撞擊的結果。
上帝對中國人，比對猶太人要寵愛得多。他把猶太人放到了中東沙漠的狹小綠洲裏，而他給中國人提供的土地要肥沃和寬廣得多。考古學家的工作成果證明，中國文化形成初期是多中心、多元化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大地上誕生了許多文明的萌芽點，如同星辰一樣，散落四方。在東方，有山東的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南方長江流域，有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在燕山山係，有紅山文化。在西部，有齊家坪文化。西南，則有四川的三星堆。這些早期文化都擁有各自強烈的個性特征，說明它們都是在相互隔絕中獨立誕生的。
中國中原腹地平原廣闊，河流縱橫，交通便利，給文化間的交流帶來了極大方便。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長，各個文化點開始擴展和交流。這種交流的頻繁和迅速的程度，甚至讓考古學家感到驚異。公元前3500年左右，山東大汶口村出現了一種用來在祭禮時盛酒的陶鬶，它薄胎素麵，造型奇特。龍山時期，也就是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100年，這種陶鬶廣泛出現在了山東、河南、浙江、江西、陝西、甘肅、湖北等省的原始文化遺址中。到了公元前1900年的二裏頭文化時期，它的出現範圍更廣，從遼寧、內蒙古，到四川、湖南的遺址中都發現了這種陶鬶。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上古時代，原始部落間文化交往的頻率之多，傳播的速度之快，範圍之廣。正是這種廣泛而迅速的交往，促使各個文化圈相互啟發、相互激蕩、迅速成長。雖然山澤未辟，交通困難，在龍山文化時代，中國大地上從甘肅到遼寧、從內蒙古到兩湖，原始人群在宗教信仰、思想觀念、政治製度方麵都呈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他們都用動物的肩胛骨卜算部落的命運，都用玉器和陶製酒器來祭祀祖先，甚至這些禮器上的花紋都驚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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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就是在這種文明點的相互交流撞擊中不斷融合，不斷實現質的飛躍。最終，位於黃河中遊地區河南一帶的原始部落在交流中取得了最高的文明成就，成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域，出現了統一國家的雛形。這一榮譽之所以被河南獨占，不是因為它的文明起源最早，也不完全是因為它土地肥沃、氣候溫和，主要是因為它處於八麵來風的地理位置。它恰處於各文化點的中心，與周圍各個文化區交流都非常便利，從其他文化中吸取到的信息和營養最全麵最充分；與此同時，它受到周邊文化區的衝擊、壓力最大，遇到的挑戰也最嚴重，因此也需要它做出最強有力的反應。正是因此，它的發展最快，最早確立了優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