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八年的饑饉，西安是元氣大傷，越發不敢談繁華之地，十多年後艱艱難難緩過勁來，愣神一望，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是了何等派頭，而自己隻是更多著農村的氣息。這，也就是我在那一堆寫生畫裏看到的情景。我的兩個朋友，都是舊時西安城中的豪門後代。一個朋友講，他那時還小，出門卻是坐車坐轎，前後隨著四個衛兵的，他推過牌九，吸過鴉片，到翠紅樓上去窺視過妓女，在飯館裏聚眾砸椅桌，是有名的“ 十大惡少”之一。“ 但我後來革命了。”他說，街上有了遊行隊伍，反饑餓，反內戰，他每日一聽到街上有動靜就往出跑，而父親在家他是不敢動的，父親午休起來照例得喝茶，茶畢則和新娶的姨娘在後花園習劍健身，一等門口汽車的喇叭響，父親戴了禮帽出去了，他就將藏在屋角的三角小旗子拿上往街上去。另一個朋友是位女士，年齡更小，她講她的母親是上海人，是父親在上海做生意娶來的，父親是傳統的治家方法，從小要求她的大姐笑不露齒，行不動裙，竟在大姐的裙邊綴上小鈴鐺，若大姐走路瘋張，響了鈴鐺，就嗬斥不已。而母親卻受的洋式教育，能詩能畫尤喜彈琴，每日必要上街看電影，夫婦少不得吵架，最後離婚。“ 你看，你看這把琴！”她搬出一把古琴，上麵刻著秀麗的三個字：張一白。這是她母親用過的，母親離家時她一歲半，但母親決然地走了，據說她嫁給了一個金融家，後來定居在香港了。各個家庭有各個家庭難念的一本經，大戶人家的故事在西安畢竟知之甚少，大多的市民還隻是為生計忙忙。一圈的城牆外，護城河裏日夜流著臭水，一早一晚風把熱騰騰的酸臭味吹遍各街各巷，尤其夏季，刺鼻的蒜薹味經久不散，香囊是稍有講究的夫人和小姐出門必備之物。進了南城門子，沒有一幢高出城牆的建築，樓垛上棲落了成群的烏鴉，將糞便白花花拉淋在牆磚上和箭樓梁柱上，天一擦黑就呱呱呱地聒叫不已。更有些貓頭鷹，大白天裏泥疙瘩一般蹲在城牆垛頭、鍾鼓樓屋脊或城河邊的榆樹丫上，誰也不敢打的，打了據說遭殃，看見隻能仰天呸呸吐幾口唾沫，這如同街上張貼的處決犯人的布告，碰見了就撕下那朱筆勾就的紅鉤，帶回家可以避邪。貓頭鷹在夜裏一叫，聽到的莫不心跳肉顫，很肯定，第二天必是某一街巷的什麼人家死了人。死了人的奠祭就在門首掛紙把，蘆席搭了靈堂在院裏，請樂班吹吹打打，整夜裏孝歌。孝歌裏有這樣一句“ 人活在世上有什麼好，說死了他就真死了”，唱得一條街巷的人都心裏發酸。大人們死了，兩天三天後就用木板車拉著白木棺材在孝子賢孫的哭嚎中去城外的郊野埋葬了，而那些出生未滿周歲的小兒夭折了，則是用破布或亂草包裹裝於竹筐，放在門外，掏錢讓那些“ 閑人”帶出城去處理。西安至今有一個很著名的詞：閑人，指那些浪蕩於街頭上的無所事事的人，但“ 閑人”的起源卻是一種職業，即當年穿著白底皂麵深幫鞋，光著頭，披著件白布褂，肩頭上扛了一把鐵鍁，專門做收埋死嬰的勾當。
據史料記載，三十年代以前，西安是特別地冷，往往農曆十月搭初就下雪，撕棉裂絮一般，街上積雪一尺多厚。整個冬季，地麵凍得裂縫，磚瓦有的凍酥，“ 糟糕”二字，被當時報刊上頻頻使用，都是形容凍酥的磚瓦的。房簷上懸吊一尺多長的冰淩墜子，那是普遍的景色，坑坑窪窪的街路上，木輪的、膠皮輪大車時不時就碾扁了那些凍死的麻雀和老鼠，竟然都是無血。人人都講究穿羊毛、狗毛袍子，戴耳套，蹬深腰棉窩窩，下層人的雙手是要勞動的，手套當然要有，但手套隻套住手腕和手背，五指是裸露的。富裕人家在家喝酒，酒得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