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托於人們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險的。他且不言，舉一個與宗教對照之例於此：在中國的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與漢民雜處，其風紀秩序顯然兩樣。回民都沒有吸鴉片的，生活上且有許多良好習慣。漢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吸鴉片，就懶惰，就窮困，許多缺點因之而來。其故，就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為準於教規。受教會之監督，不得自便。漢民雖號稱尊奉孔聖，卻沒有宗教規條及教會組織，就在任聽自便之中，而許多人墮落了。
這種失敗，孔孟當然沒有看見。看見了，他仍未定放棄他的主張。他們似乎徹底不承認有外在準則可循。所以孟子總要爭辯義在內而不在外。在他看，勉循外麵標準，隻是義的襲取。隻是“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其論調之高如此；然這是儒家真精神。這才真是道德，而分毫不雜不假，不可不知。
但宗教對於社會所擔負之任務，是否就這樣以每個人之自覺自律可替代得了呢?當然不行。古代宗教往往臨乎政治之上，而涵容禮俗法製在內，可以說整個社會靠它而組成，整個文化靠它作中心，豈是輕輕以人們各自之道德所可替代!縱然欹重在道德上，道德之養成似亦要有個依傍，這個依傍，便是“禮”。事實上，宗教在中國卒於被替代下來之故，大約由於二者：一、安排倫理名分以組織社會；二、設為禮樂揖讓以涵養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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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合起來，遂無事乎宗教。(1)(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曾說孝弟的提倡，禮樂的實施，二者合起來，就是孔子的宗教。見原書第140—141頁，可參看。)此二者，在古時原可攝之於一“禮”字之內。在中國代替宗教者，實是周孔之“禮”。不過其歸趣，則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別於宗教，因此我們說：中國以道德代宗教。
五周孔之禮道德、宗教皆今世才有之名詞，古人無此分別，孔子更未必有以道德代宗教的打算。不過我們從事後看去，中國曆史上有此情形，而其關鍵則在孔子而已。孔子深愛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啟發眾人的理性，他要實現一個“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會”，而其道則在禮樂製度。蓋理性在人類，雖始於思想或語言，但要啟發它實現它，卻非僅從語言思想上所能為功。抽象的道理，遠不如具體的禮樂。具體的禮樂，直接作用於身體，作用於血氣；人的心理情致隨之頓然變化於不覺，而理性乃油然現前，其效最大最神。這些禮樂，後世久已不得而見，其流傳至今者不過儒書(如《禮記》、《儀禮》等)上一些記載而已。在把它通盤領會以後，我們知道樂禮設施之眼目，蓋在清明安和四字，試看它所說的：清明在躬，誌氣如神。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誌，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誌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Z(上略)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