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語怪、力、亂、神。”
孔子沒後，弟子亦未奉之為神。
孔子不似佛之忽然大覺，但“學而不厭”，“過則勿憚改”。
孔子絕無避世之意，而周遊列國，求有所遇，以行其改革思想(這對於宗教出世而說，孔子是世俗的)。
孔子嚐答其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其自表甚明。
在費爾巴哈《宗教本質講演錄》中??曾說“唯有人的墳墓才是神的發祥地”，又說“若世上沒有死這回事，那亦就沒宗教了”。這是絕妙而又精確的話。世間最使人情誌動搖不安之事，莫過於所親愛者之死和自己的死。而同時生死之故，最渺茫難知。所以它恰合於產生宗教的兩條件：情誌方麵正需要宗教，知識方麵則方便於宗教之建立。然在宗教總脫不開生死鬼神這一套的，孔子偏不談它。這就充分證明孔子不是宗教。
隨著生死鬼神這一套而來的，是宗教上之罪福觀念，和祈禱禳祓之一切宗教行為。但孔子對人之請禱，先後問他“有諸?”繼之則曰“丘之禱也久矣!”對人媚奧媚灶之問，則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備，在孔子有他一種精神，又為宗教所不能有。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賴人類自己，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麼事該作，什麼事不該作，從理性上原自明白。一時若不明白，試想一想看，終可明白。因此孔子沒有獨斷的標準給人，而要人自己反省。例如宰我嫌三年喪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絕不直斥其非，和婉地問他“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他回答曰“安”，便說：“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說明理由，仍讓他自己判斷。又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亦隻婉歎地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指出彼此之觀點，而不作斷案。誰不知儒家極重禮，但你看他卻可如此隨意拿來討論改作；這就是宗教裏所萬不能有的事。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禮，而往往因末節一點出入，引起凶爭慘禍。試舉一例，以資對照：英王亨利第八曾親身審判信奉Zwingli主張之新教徒，並引據聖經以證明基督之血與肉，果然存在於儀節之中，乃定以死刑，用火焚而殺之。1539年國會又通過法案曰“六條”(SixArticles)，宣言基督之血與肉公然存在於行聖餐禮時所用之麵包與酒中，凡膽敢公然懷疑者，則以火焚之(下略)(見何炳鬆《中古歐洲史》第278頁）
這是何等迷信固執不通!在我們覺得可駭亦複可笑，其實在他們是不足怪的。宗教上原是奉行神的教誡，不出於人的製作。其標準為外在的，呆定的，絕對的。若孔子教人所行之禮，則是人行其自己應行之事，斟酌於人情之所宜，有如《禮記》之所說“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其標準不在外而在內，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動的。
照王治心先生《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所述，中國古來崇信“天”之宗教觀念，沿至東周而有變化，至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時而分兩路。儒家和道家，皆懷疑一路之代表；唯墨家則代表信仰一路。道家老子莊子，顯然具有無神論及唯物論機械論之論調，儒家孔子雖沒有否定神之存在，而言語間模棱含糊，其神好像存於主觀而止。所以墨子《非儒篇》譏評他們“無鬼而學祭禮”，是很切當的。下傳至孟子荀子，孟子還從民意驗取天意，荀子就根本否認天的意誌，而說君子“敬其在己而不慕其在天”，其反對“錯人而思天”，與《左傳》上“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意思相同。後來漢朝王充作《論衡》，極力破除迷信，以淵源於荀派。墨子學派後來不傳，其所根源古代的天神崇拜，則影響於中國下層社會甚大雲。——這所說，大體都很對，隻末一句，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