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而後，假使繼起無人，則其事如何，仍未可知。卻恰有孟子出來，繼承孔子精神。他是最能切實指點出理性，給人看的。茲略舉其言，以見一斑：(上略)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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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上略)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可欲之謂善。(下略）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後來最能繼承孟子精神的，為王陽明。他就說“隻好惡，便盡了是非”。他們徑直以人生行為準則，交托給人們的感情要求，真大膽之極!我說他“完全信賴人類自己”，就在此。這在古代，除了中國，除了儒家，沒有誰敢公然這樣主張。
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托於人們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險的。他且不言，舉一個與宗教對照之例於此：在中國的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與漢民雜處，其風紀秩序顯然兩樣。回民都沒有吸鴉片的，生活上且有許多良好習慣。漢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吸鴉片，就懶惰，就窮困，許多缺點因之而來。其故，就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為準於教規。受教會之監督，不得自便。漢民雖號稱尊奉孔聖，卻沒有宗教規條及教會組織，就在任聽自便之中，而許多人墮落了。
這種失敗，孔孟當然沒有看見。看見了，他仍未定放棄他的主張。他們似乎徹底不承認有外在準則可循。所以孟子總要爭辯義在內而不在外。在他看，勉循外麵標準，隻是義的襲取。隻是“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其論調之高如此；然這是儒家真精神。這才真是道德，而分毫不雜不假，不可不知。
但宗教對於社會所擔負之任務，是否就這樣以每個人之自覺自律可替代得了呢?當然不行。古代宗教往往臨乎政治之上，而涵容禮俗法製在內，可以說整個社會靠它而組成，整個文化靠它作中心，豈是輕輕以人們各自之道德所可替代!縱然欹重在道德上，道德之養成似亦要有個依傍，這個依傍，便是“禮”。事實上，宗教在中國卒於被替代下來之故，大約由於二者：一、安排倫理名分以組織社會；二、設為禮樂揖讓以涵養理性。
二者合起來，遂無事乎宗教。(1)(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曾說孝弟的提倡，禮樂的實施，二者合起來，就是孔子的宗教。見原書第140—141頁，可參看。)此二者，在古時原可攝之於一“禮”字之內。在中國代替宗教者，實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