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之“禮”。不過其歸趣，則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別於宗教，因此我們說：中國以道德代宗教。
五周孔之禮道德、宗教皆今世才有之名詞，古人無此分別，孔子更未必有以道德代宗教的打算。不過我們從事後看去，中國曆史上有此情形，而其關鍵則在孔子而已。孔子深愛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啟發眾人的理性，他要實現一個“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會”，而其道則在禮樂製度。蓋理性在人類，雖始於思想或語言，但要啟發它實現它，卻非僅從語言思想上所能為功。抽象的道理，遠不如具體的禮樂。具體的禮樂，直接作用於身體，作用於血氣；人的心理情致隨之頓然變化於不覺，而理性乃油然現前，其效最大最神。這些禮樂，後世久已不得而見，其流傳至今者不過儒書(如《禮記》、《儀禮》等)上一些記載而已。在把它通盤領會以後，我們知道樂禮設施之眼目，蓋在清明安和四字，試看它所說的：清明在躬，誌氣如神。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誌，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誌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Z(上略)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理性是什麼，下章隨有分析說明。這裏且以清明安和四字點出之，形容之。而顯然與理性相違者，則有二：一是愚蔽偏執之情；一是強暴衝動之氣。二者恒相因而至；而有一於此，理性即受到妨礙。質言之，人即違失於理性。這是孔子所最怕的。孔子本無所憎惡於宗教，然而他卻容受不了這二者。這二者在古代宗教每不能免；他既避之若不及，於是亦就脫出宗教之路。
人類的最大禍患，即從人類而來。天災人禍二者相較，人禍遠凶過天災。在沒有文化時，還差些；愈有文化，愈不得了。今日世界戰爭，是其顯例。“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是儒者所抱誌願；照我替他解說，就是要使人間無人禍而已。人禍如何得免?此應察看人禍究由何起。很多說是由自私起的，並以為自私是人的本性。這完全是一誤解，此暫不加剖辨且提出一問題來：一個明白人是否亦要自私?或許有人承認，明白人不自私罷。然則病在不明白而已。再試問：一個自私的人若極其明白，是否還必得損人以求利己?似乎許多事理所詔示吾人者，不如此罷(所詔示者，都是：兩利為利，損人亦將損己，為了利己不必損人)。然則問題還是怕不明白而已。再設想：人雖自私，卻絕不殘暴，是否禍害可以減輕呢?諒來必亦承認是可減輕的。然則自私還不可怕，可怕是強暴凶殘了。總起來說，人禍之所由起及其所以烈，實為愚蔽偏執之情與強暴衝動之氣兩大問題。若得免於二者，自私未足為禍。更實在講，若免於二者，則亦無自私；不過此理深細，人多不識罷了。總之，愚蔽、強暴、自私是一邊；清明安和的理性，又是一邊；出於此則入於彼。人而為禍於人，總由前者；從乎理性，必無人禍。古時儒家徹見及此，乃苦心孤詣努力一偉大的禮樂運動，以求消弭人禍於無形。它要把人生一切安排妥當而優美化之，深醇化之，亦即徹頭徹尾理性化之。古時人的公私生活，從政治、法律、軍事、外交，到養生送死之一切，既多半離不開宗教，所以它首在把古宗教轉化為禮，更把宗教所未及者，亦無不禮樂化之。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蓋要人常不失於清明安和，日遠於愚蔽與強暴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