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亦要穩定人生，但其所以穩定之者，又別有其道。我在舊著中曾說：(上略)他給人以整個的人生。他使你無所得而暢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滿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別物我而逐求。怎能有這大本領?這就在他的禮樂。(《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68頁）
禮樂使人處於詩與藝術之中，無所謂迷信不迷信，而迷信自不生。孔子隻不教人迷信而已，似未嚐破除迷信。他的禮樂有宗教之用，而無宗教之弊；亦正唯其極鄰近宗教，乃排斥了宗教。$本$作$品$由$思$兔$網$提$供$線$上$閱$讀$
六以倫理組織社會設為禮樂揖讓以涵養理性，是禮的一麵；還有“安排倫理名分以組織社會”之一麵，略說如次：前章講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此倫理無疑地是脫胎於古宗法社會而來，猶之禮樂是因襲自古宗教而來一樣。孔子自己所說“述而不作”，大約即指此等處。而其實呢，恰是寓作於述，以述為作。古宗教之蛻化為禮樂，古宗法之蛻化為倫理，顯然都經過一道手來的。禮樂之製作，猶或許以前人之貢獻為多；至於倫理名分，則多出於孔子之教。孔子在這方麵所作功夫，即《論語》上所謂“正名”。其教蓋著於“春秋”，“春秋以道名分”(見莊子《天下篇》)正謂此。
我起初甚不喜“名分”之說，覺得這誠然是封建了。對於孔子之強調“正名”，頗不感興趣；所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孔子處，各樣都講到，獨不及此。心知其與名學、論理不甚相幹，但因不了然其真正意義所在，亦姑妄聽之。我之恍然有悟，實在經過幾多步驟來的。領悟到社會結構是文化的骨幹，而中國文化之特殊，正須從其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來認識，這是開初一步。這是早先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全未曾懂得的。到講鄉村建設理論時，固已點出此倫理本位的社會如何不同於西洋之個人本位的社會或社會本位的社會；然隻模糊意識到它是家族本位的宗法社會之一種蛻變，還未十分留意其所從來。最後方曉得孔子特別著眼到此，而下了一番功夫在。這就是我以前所不了然的“名分”與“正名”。假如不經過這一手，曆史亦許輕輕滑過，而倫理本位的社會未必能形成。
封建社會例有等級身份等區別；此所謂“名分”似又其加詳者。等級身分之所以立，本有其政治的意義和經濟的意義；但其建立與鞏固，則靠宗教。蓋一切宗法的秩序，封建的秩序要莫不仰托神權，而於宗教植其根，此驗之各地社會而皆然者。階級身分之幾若不可逾越不可侵犯者，正為此。中國之倫理名分，原出於古宗法古封建，誰亦不否認；卻是孔子以後，就非宗法封建原物，愈到後來愈不是。此其變化，與禮樂、宗教之一興一替，完全相聯為一事，同屬理性抬頭之結果。
我們試舉幾個淺時事例——
印度和中國，同為具有古老傳統的社會，在其社會史上皆少變化進步。但他們卻有極端不同處：印度是世界上階級身分區別最多最嚴的社會，而中國卻最少且不嚴格(這種較量當然不包含近代歐美社會)。像印度之有幾千種區別，舉其著者猶有八十幾種，在中國人是不得其解的，且不能想象的。像印度有那種“不可摸觸的人”，中國人聽說隻覺好笑，沒有人會承認這事。此一極端不同，與另一極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