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此禮俗，便是後二千年中國文化的骨幹，它規定了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大體上一直沒有變。舉世詫異不解的中國社會史問題，正出在它身上。所謂曆久鮮變的社會，長期停滯的文化，皆不外此。何以它能這樣長久不變?十八世紀歐洲自然法思潮中魁斯奈(FrancoisQuesnay1694—1774)嚐解答說：中國所喚作天理天則的，正是自然法其物；中國文物製度正是根本於自然法，故亦與自然同其悠久。這話不為無見。禮俗本來隨時在變的，其能行之如此久遠者，蓋自有其根據於人心，非任何一種勢力所能維持。正如孟子所說“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孔子原初一番啟發功夫之恰得其當，實最關緊要。
以我推想，孔子最初著眼的，與其說在社會秩序或社會組織，毋寧說是在個人——個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國老話“如何做人”。不過，人實是許多關係交織著之一個點，做人問題正發生在此，則社會組織社會秩序自亦同在著眼之中。譬如古希臘一個完滿的人格與最好的市民，兩個觀念是不易分別的。這就是從團體(城市國家)之一分子來看個人，團體關係遂為其著眼所及。中國情形大約最早就不同，因而孔子亦就不是這看法，而著眼在其為家庭之一員。而在家庭呢，又很容易看到他是父之子，子之父……一類的倫偶相對關係，而置全體(全家)之組織關係於其次。一個完滿的人格，自然就是孝子、慈父……一類之綜合。卻不會說，一個完滿的人格，就是最好的“家庭之一員”那樣抽象不易捉摸的話。——這是開初一步。兩條路就從此分了：一則重在團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一則重在此一個與彼一個之間的關係，且近從家庭數起。一個人既在為子能孝，為父能慈……而孝也，慈也，卻無非本乎仁厚肫摯之情；那麼，如何敦厚此情感，自應為其著眼所在。——這是第二步。而孔子一學派所以與其他學派(中國的乃至世界的)比較不同之點，亦遂著於此；這就是人所共知的，孔子學派以敦勉孝弟和一切仁厚肫摯之情為其最大特色。孝子、慈父……在個人為完成他自己；在社會，則某種組織與秩序亦即由此而得完成。這是一回事，不是兩回事。猶之希臘人於完成其個人人格時，恰同時完成其城市國家之組織，是一樣的。不過，市民在其城市國家中之地位關係與權利義國，要著之於法律；而此則隻可演為禮俗，卻不能把它作成法律。——這是第三步。而儒家倫理名分之所由興，即在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