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俗與法律有何不同?孟德斯鳩《法意》上說：蓋法律者，有其立之，而民守之者也；禮俗者，無其立之，而民成之者也。禮俗起於同風；法律本於定製。(嚴譯本十九卷十二章）◎本◎作◎品◎由◎思◎兔◎在◎線◎閱◎讀◎網◎友◎整◎理◎上◎傳◎
這是指出二者所由來之方式不同。其實這一不同，亦還為其本質有著分別：禮俗示人以理想所尚，人因而知所自勉，以企及於那樣；法律示人以事實確定那樣，國家從而督行之，不得有所出入。雖二者之間有時不免相濫，然大較如是。最顯明的，一些缺乏客觀標準的要求，即難以訂入法律；而凡有待於人之自勉者，都隻能以風教禮俗出之。法律不責人以道德；以道德責人，乃屬法律以外之事，然禮俗卻正是期望人以道德；道德而通俗化，亦即成了禮俗。——明乎此，則基於情義的組織關係，如中國倫理者，其所以隻可演為禮俗而不能成法律，便亦明白。
張東蓀先生在其所著《理性與民主》一書上說，自古希臘羅馬以來，彼邦組織與秩序即著見於其法律。唯中國不然。中國自古所謂法律，不過是刑律，凡所規定都必與刑罰有關。它卻沒有規定社會組織之功用，而隻有防止人破壞已成秩序之功用。社會組織與秩序大部分存在於“禮”中，以習慣法行之，而不見於成文法(見原書62—67頁，原文甚長，大意如此)。他正亦是見到此處，足資印證，不過為什麼，一則走向法律，一則走向禮俗，張先生卻沒有論到。現在我們推原其故，就是：上麵所言之第三步，早決定於那開初一步。西洋自始(希臘城邦)即重在團體與個人間的關係，而必然留意乎權力(團體的)與權益(個人的)，其分際關係似為硬性的，愈明確愈好，所以走向法律，隻求事實確實，而理想生活自在其中。中國自始就不同，周孔而後則更清楚地重在家人父子間的關係，而映於心目者無非彼此之情與義，其分際關係似為軟性的，愈敦厚愈好，所以走向禮俗，明示其理想所尚，而組織秩序即從以尊定。
儒家之倫理名分，自是意在一些習俗觀念之養成。在這些觀念上，明示其人格理想；而同時一種組織秩序，亦即安排出來。因為不同的名分，正不外乎不同的職位，配合擾來，便構成一社會。春秋以道名分，實無異乎外國一部法典之厘訂。為文化中心的是非取舍，價值判斷，於此昭示；給文化作骨幹的社會結構，於此備具；真是重要極了。難怪孔子說：“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然而卻不是法典，而是禮。它隻從彼此相對關係上說話，隻從應有之情與義上說話，而期望各人之自覺自勉(自己顧名思義)。這好像鋪出路軌，引向道德；同時，便前所說之禮樂揖讓乃得有所施。於是道德在人，可能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除了輿論製裁(社會上循名責實)而外，不像法典有待一高高在上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