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說：在儒家，我們可以看見理性的勝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國家權力，並且亦不是多數人民。隻有將這一些(天、神、君、國、多數)，當做理性之一個代名詞用時，儒家才尊崇它。這話是不錯的。儒家假如亦有其主義的話，推想應當就是“理性至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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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儒家領導之下，二千多年間，中國人養成一種社會風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數十年浸浸澌滅，今已不易得見外，過去中國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開拓，胥賴於此。這種精神，分析言之，約有兩點：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於錯誤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擁護正義的心，知恥要強的心，嫌惡懶散而喜振作的心……總之，於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們總稱之曰：“人生向上。”從之則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見其所得；違之則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見其所失。在中國古人，則謂之“義”，謂之“理”。這原是人所本有的；然當人類文化未進，全為禁忌(taboo)、崇拜、迷信、習俗所蔽，各個人意識未曾覺醒活動，雖有卻不被發見。甚至就在文化已高的社會，如果宗教或其他權威強盛，宰製了人心，亦還不得發達。所以像歐洲中古之世，尚不足以語此。到近代歐洲人，誠然其個人意識覺醒活動了，卻惜其意識隻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馳騖於外，又體認不到此。現代人生，在文化各方麵靡不邁越前人，夫何待言；但在這一點上，卻絲毫未見有進。唯中國古人得脫於宗教之迷蔽而認取人類精神獨早，其人生態度，其所有之價值判斷，乃悉以此為中心。雖因提出太早牽掣而不得行，(1)(關於此兩點提出太早，牽掣不得行之故，在後麵第十三章有說明。)然其風尚所在，固彰彰也。
在人生態度上，通常所見好像不外兩邊。譬如在印度，各種出世的宗教為一邊，順世外道為一邊。又如在歐洲，中古宗教為一邊，近代以至現代人生為一邊。前者否定現世人生，要出世而禁欲；後者肯定現世人生，就以為人生不外乎種種欲望之滿足。誰曾看見更有真正的第三條路?但中國人就特辟中間一路(這確乎很難)，而殊非斟酌折衷於兩邊(此須認清)。中國人肯定人生而一心於現世；這就與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絕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現世幸福，尤其貶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副精神傾注之所在：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以上均見《論語》）
試翻看全部《論語》，全部《孟子》，處處表見，如此者不一而足，引證不勝其引證。其後“理”“欲”之爭，“義”“利”之辨，延二千餘年未已。為中國思想史之所特有，無非反複辨析其間之問題，而堅持其態度。語其影響，則中國社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