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二、無地者(包含不以耕種為業者)占百分之十以內。
三、有地一百畝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畝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
四、有地而不自種者占百分之一二。
此調查工作係在社會調查專家李景漢先生領導之下，又得當地民眾之同情了解與協助，絕對可靠。而準此情形以言，對於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有土地的階級社會，相離是太遠了。我承認這情形不普通。但我們兩個鄉村工作團體，當初之擇取鄒平、定縣為工作區域，卻並沒有意在山東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選其土地最不集中之縣份。乃結果竟不期而然，兩處情形如此相同，則至少這情形在北方各省亦非太不普通了。
要知道此種情形並非奇跡，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在當時定縣中等土地每畝值錢普通不過四十元。而一個長工(雇農)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給外，每年工資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節儲幾年，他自己買一畝地，有何不可能?這是說，有地並不難。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在此。又中國社會通例，一個人的遺產，由他諸子均分。(1)(大清律例關於遺產繼承有如下之規定：嫡庶之男，不問妻妾婢所生，以子數均分之；私生子及養子各與其半。)所以大地產經一代兩代之後，就不大了。若遇著子弟不知勤儉，沒落更快。這是說，縱有大地產，保持正不易。一百畝以上人家，百分比之低在此。河北省諺語“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間的變化，可能富者不富。貧者不貧)，又說“窮伴富，伴得沒有褲”，都是由此而發。
既然如此，那麼，南方各省土地集中，佃農頗多，又何自而來呢?這一半來自工商業勢力，一半來自政治勢力。古語早已說過“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見《史記·貨殖列傳》)。現在之經濟學家則指出農業上遠沒有像工商業那樣的競爭：土地集中遠沒有像資本集中那樣的容易；大規模經營壓倒小經營，工商業有之，而農業不必然。從封建解放後之土地自由經營，其本身是不可能發展出這局麵來的。隻有由工商業發財者，或在政治上有錢有勢者，方能弄到大量土地並維持之。而一般說來，中國的工商業家和官吏，出在北方者遠不如南方之多。土地分配情形，南北所以不大同，其故似在此。但他們要土地，不過覺得不動產牢穩，用以貽子孫；其積極興趣不在此，絕不是想要改行。雖土地分配情形不免時時受其影響，而土地集中總不是一種自然趨勢所在。造成此種不自然趨勢，固有可能；亦必非工商業勢力所能為(理由見後)，而必在政治勢力。由政治勢力而直接地或間接地使全國土地見出集中壟斷之勢，那對於從封建解放出來的社會說，即是形勢逆轉。此種逆轉，勢不可久。曆史上不斷表演，不斷收場，吾人固已見之矣。
故我以自耕農較多之北方和佃農較多之南方，兩下折衷起來，以曆史順轉時期和其逆轉時期，兩下折衷起來，籠統說：“土地集中壟斷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計，有地的人頗占多數。”——土地集中壟斷情形，是有的，但從全局大勢來說，尚不著；以有地者和無地者相較，當不止五十一對四十九之比，而是多得多。自信所說絕不過分。∮思∮兔∮在∮線∮閱∮讀∮
中國工商業發達，盡管像先秦戰國那樣早，像唐代元代那樣盛，卻是從唐代至清季(鴉片戰爭)一千二百年之久，未見更有所進(某些點上，或反見遜退)。其間蓋有兩大限製存在。我們知道工商業是互相引發的。要商業上有廣大市場，乃賴激工業生產猛進；要工業生產增多，乃推動著商業前進。反之，無商則工不興，無工則商亦不盛。而商業必以海上交通，國際互市為大宗。西洋古代則得力於地中海，到後來更為遠洋貿易。近代工業之飛躍，實以重洋冒險，海外開拓為之先，曆史所示甚明。然中國文化卻是由西北展向東南，以大陸控製沿海，與西洋以沿海領導內地者恰相反，數千年常有海禁。雖然亦許禁不了，且有時而開禁。還有許多矛盾情形，如王孝通著《中國商業史》，一麵述唐代通外商之七要道四大港(龍編、廣州、泉州、揚州)，一麵卻說：(上略)是唐時法製，實主極端之閉關主義。雖以太宗高宗兵力之盛，大食、波斯胥為屬地，而國外貿易曾未聞稍加提倡，轉從而摧抑之；亦可見吾國人思想之錮塞矣。(見原書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