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直為事實之所必趨，社會秩序在這裏自爾維持，夫有何希奇!三十年前嚐見陳獨秀先生文中有這幾句話：世或稱中國民族安息於地上，印度民族安息於涅般/木……西洋諸民族好戰健鬥……歐羅巴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新青年》一卷四號，陳著《東西民族根本之差異》一文）
當時不甚得其解。今日看來，這“安息於地上”確乎一語道著，亦足見事實之所在，有識者無不見之也。此度為外國學者之言，第未知出於誰氏。
四士人在此之功用中國舊日社會秩序之維持，不假強製而寧依自力，已如上述。然強製雖則少用，教化卻不可少。自來中國政府是消極於政治而積極於教化的，強製所以少用，蓋在缺乏階級以為操用武力之主體，教化所以必要，則在啟發理性，培植禮俗，而引生自力。這就是士人之事了。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見敬重於社會者，正為他“讀書明理”主持風教，給眾人作表率。有了他，社會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夫然後若農、若工、若商始是安其居樂其業。他雖不事生產，而在社會上卻有其絕大功用。
道德、禮俗、教化，是輾轉循環互為影響，三者無一定先後之序，而有貫乎其中者，則理性是已。理性，寬泛言之，就是人們的心思作用，狹義則指人心所有之情義(詳第七章)。道德之自覺自律，舍心思作用則無可能，舍情義之感則不能生動有力。禮俗當其既成，在普通人未必還有多少自覺，又隱然有其威力，在普通人似亦難語於自律。然論其所由形成，則固自有其為社會眾人所共喻共信者在，這便是理性了。而況它不同乎一般隨附於宗教之禮俗，原受啟發於孔子一學派呢(見第六章)。至於教化之在啟發理性，又不待言。雖在統治者之提倡，未必全為了啟發理性，而不免別有用心。士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供其利用，亦是有的。然中國士人與西洋教士不同，他們沒有教會教區那樣組織係統，亦沒有教堂那樣正式宣教機關，更沒有宗教那樣經常定期的集會，以至種種。他們零散在民間，隻是各自隨意應機以發揮其所學而已，這就難得控製利用。
相反地，我們且可見出。在傳統思想中，是要以統治者所握有之權力依從於士人所代表之理性的。固然在事實上盡未必能如此，但權力卻更不能包辦了理性。在昔士人已見尊於社會，士人而為師(實行其代表理性而施教化之職分)，更是最高不過。《禮記》上說，“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本來文武百官，皆要北麵朝君，而君則南麵而王。然當他遇著他的師，卻還要北麵事師，而師則南麵。像西洋中古要抬出上帝來壓王權，這裏卻不用。這裏則是“師嚴而後道尊”，明夫理性不可屈於權勢也。——意在為了你自己的必要，非為帝的。試表之如圖：君主師(士人）
眾人(士人亦在內）
照中國原來理想，君就是師，所以說“作之君，作之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政就是正，“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必再說政教合一。但事實難如理想，君師未必一致，則爭著不要權勢壓倒理性才好。於是有人爵天爵之論(見《孟子》)，有士貴王貴之辯(見《國策》)，而士人立誌就要為“王者師”。
按之曆史實情，社會秩序最後既然仍不能無藉於王權，是不可免也，君主還是居於最高。於是士人隻有轉居於君主與民眾之間，以為調節緩衝。仿佛如下圖：君主士人民眾權力不遵乎理性而行，在人群中不會沒有問題的。彼此以力對力，便容易演慘劇而大家受禍。此時隻有盡可能喚起人們的理性——從狹義的到廣義的——使各方麵自己有點節製。誰來喚起?這就是士人居間來作此工夫了。理性漸啟之中國民族，當它還不能出現一個理性居於最高以指導權力的局麵，就隻有落到如此。君主權力自為最高，但最好不與民眾直接見麵。蓋在事實上，君主越多用權力，自己越不易安穩，實不如施溫情，興教化，以理性示人。在民眾則大體上原無所需於權力，而隻希望它不擾民，卻亦要各人孝弟勤儉，無問題發生而後免於權力幹涉之擾。士人於是就居間對雙方作功夫：對君主則時常警覺規諫他，要約束自己少用權力，而曉得恤民。對民眾則時常教訓他們，要忠君敬長，敦厚情誼，各安本分。大要總是抬出倫理之大道理來，喚起雙方理性，責成自盡其應盡之義，同時指點雙方，各自走你們自己最合算最穩妥之路罷!這樣就適合了大家需要，而避免其彼此間之衝突。不然的話，君主發威，老百姓固然受不了，老百姓揭竿而起，君位亦難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