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就是不斷向這兩麵作功夫，以安大局。究竟理性喚起到怎樣，且不說它，但彼此消極忍耐，向裏用力，卻幾乎養成了中國人第二天性。孟德斯鳩說“其民為氣柔而為誌遜”，信乎不差。淺見之人，誤以為這是專製帝王所施壓力之結果。其實他不曉得自然定律，壓力必引生抗力，倒不會有此結果的。
五治道和治世當此社會構造形成，其形勢信有如上文所借用之古語：“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士人不過是從乎其形勢上之必要，而各為之指點提醒。天子果能應於此必要，而盡他兢兢業業以自維持其運祚之道；士農工商四民亦各能在其倫理上自盡其道，在職業上自奔前程。那確乎誰亦不礙誰的事，互相配合起來，社會構造見其妙用，一切關係良好，就成了治世，此治世有西洋中古社會以至近代社會所不能比之寬舒自由安靜幸福。反之，天子而不能應此必要，以自盡其道，四民亦不能，那天子便礙了庶人的事，庶人亦礙了天子的事，種種方麵互相妨礙。於是社會構造失其妙用，關係破裂，就成了亂世。此亂世，迫害雜來，紛擾騷亂，不同於階級革命有其一定之要求方向，及其劃然之壁壘分別。“治世”“亂世”是我們舊有名詞，用在中國曆史上切當的。於西洋曆史卻顯然不洽。本章和上幾章所說的，社會構造如何，社會秩序如何(特如說社會秩序自爾維持)，即是說它的治道和治世之情形。至於亂世及其所以亂者，則將在下章言之。治世和亂世亦隻是相對的，難於截然劃開。然治道得顯其用，以成治業，或治道浸衰而入亂世，其一進一退之間，有心人未嚐不覺察分明。
所謂治道何指呢?放寬說，即指此全部社會構造(特殊政治製度在內)，及一切所以維係而運用之者。簡單扼要說，則“修身為本”(或向裏用力之人生)一句話，亦未嚐不可以盡之。而語其根本，則在人類的理性。因為這一切不外當初啟發了一點理性，在處處為事實所限之中，勉強發展出來的規模條理，還待理性時時充實它，而後它才有生命。再則，我們徑不妨說，此治道即是孔子之道。試看它在過去之得以顯其用，而成治世者，不都是靠孔子之徒——士人——在那裏作功夫嗎？↓本↓作↓品↓由↓思↓兔↓在↓線↓閱↓讀↓網↓友↓整↓理↓上↓傳↓
論起來，具體的禮俗製度為一時一地之產物，極有其時代性和地域性，似不能徑以孔子所不及知之後世製作，屬諸孔子。況且近二千餘年局麵之開出在秦，而壞封建以開新局者，明明是戰國時那些功利派，那些法家之所為，何曾是儒家?相反地，儒家之王道思想迂緩作風，從商鞅變法一直到秦並天下，原是被拋棄的。然須知秦運短促正在於此。就在一般對秦詛咒之下而漢興，漢興，懲秦之弊，不能不資乎黃老清靜儒術敦厚以為治。當時思潮和風氣，亦早從戰國時之傾向而翻轉過來。到漢武帝黜百家而崇儒術，隻不過把它又明朗化而已。儒術自漢而定於一尊，成為中國思想之正統，漢室運祚亦以此綿遠，不同於秦。是故開出此大一統之局者，不是儒家，而穩定此大一統之局者，則是儒家。事情雖不自它發之，卻待它來收功。此後二千年便再不能舍儒者和儒術而求治。(1)(關於此點，陳顧遠《中國法製史》有足資參考者：(一)原書第54頁，論儒家思想支配中國，數千年為治之道，終莫能有外。中國法製當然經其化成。中國法係所以獨異於人者，即因儒家思想在世界學術上別具豐采所致。(二)原書第29頁，論中國法製之最大變動有四：秦商鞅、漢王莽、宋王安石、清康有為等。但法雖變，其間成敗所關之一中心勢力(儒家)未變。)夏曾佑先生在其《中國古代史》上說：“孔子一身，直為中國政教之原，中國曆史，孔子一人之曆史而已。”好像言之大過，卻亦不是隨便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