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自然沒有那樣簡單。旁人可以詰問：漢初法製率因於秦，而思想作風又取黃老，豈得以一儒家概之?二千多年曆史不須細數，總之應該說，儒家、道家、法家(甚至還要加上佛家)雜糅並存，方合乎事實，須知這其間原有一大矛盾在：儒家奔赴思想，而法家則依據於現實。理想上，人與人之間最好一於理而不以力。這末後，原是可以有此一天的。但理想達到之前，卻總不免力量決定一切，此即謂之現實。儒家總要喚起人類理性，中國社會因之走入倫理，而遠於集團，仿佛有舍力用理之可能。於是他更不肯放棄其理想。但在現實上，力固不能廢，而且用來最有效。法家有見於此，如何不有他的一套主張。不獨在戰國角力之世，他最當時，天下一統之後，中國盡管不像國家，政刑亦還是有其必要。二千年來儒家法家相濟為用，自屬當然。至道家，又不過介於其間的一種和緩調劑作用。單純道家，單純法家，乃至單純儒家，隻可於思想上見之，實際政治上都不存在。按之曆史，他們多半是一張一弛，一賓一主，遞換而不常。然其間儒家自是居於根本地位，以攝取其餘二者。不止實際政治如此，即在政治思想上亦複如此。此無他，就為此時中國已是融國家於社會，自必攝法律於禮俗也。近二千年儒家之地位，完全決定於此社會構造社會秩序逐漸形成之時，不是漢儒們所能爭取得來，更不是任何一個皇帝一經他主張，便能從此確定不移的。
說到這裏，我們便可以解答這一問題：為什麼西洋在中古基督教天下之後，出現了近代民族國家，而中國卻總介乎天下與國家之間，二千年如一日呢?此問題之被覺察而提出，是最近之事。在發問者，是把民族國家認做進步的東西，歉恨於中國之未成國家，而亟問其幾時才得成一個國家。究竟孰為進步，不忙較量，我們且把中西作一對照：(一)西歐(歐洲的大半部)當中古時，藉著基督教和拉丁文，形成一種文化統一的大單位，與中國當漢以後統一於孔子的倫理教化和中國文字，頗可相比。
(二)中國人意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