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闡明其沒有革命之理。不過若就革命是“以一新構造代舊構造，以一新秩序代舊秩序”來說，辛亥一役應承認其為革命。它並且是中國封建解體後唯一之革命。自它以前社會構造未曾變過，自它以後，社會構造乃非變不可。克魯泡特金在其名著《法國大革命史》上說：“一個革命的意義，是在幾年之內迅速地掃蕩那些已經在地上生了根幾千百年的製度，使它傾覆和崩潰。”我們自辛亥以來，確是這樣，今天我們尚在此一變革中，而正期待一新構造新秩序之出現。
於此又可指出二千年來所以不見有革命者，實為社會秩序社會構造寄於道德禮俗而非寄於法律製度之故。孟德斯鳩《法意》上說：蓋法律者，有其立之，而民守之者也；禮俗者，無其立之，而民成之者也。禮俗起於同風，法律本於定製。更定製易，變同風難。變其風者，其事危於更其製也。(見原書第十九卷十二章）
法律製度是國家的(或教會的，如中古教會所有者)，而道德禮俗則屬個人及社會的。法律製度恒有強製性，而道德禮俗則以人之自喻共喻自信共信者為基礎。前者好像是外加的，而後者卻由社會自身不知不覺演成。外加的，容易推翻它，自身演成，怎麼推翻?凡推翻皆非無端而至，革命必由於矛盾發展。而這裏卻缺乏了內在矛盾。
何處社會無禮俗?但不像中國徑為其社會構造社會秩序之所依托，而法律製度乃僅為其從屬。禮俗從屬於法製者，矛盾得禮俗之扶持，反之，如中國者，矛盾恰因禮俗而不立。何以言之?它既由階級分解而使矛盾化整為零，由強變弱，更由倫理互以對方為重之義，而使彼此對立不起來。矛盾即因禮俗之不予承認而不立。由此易得調和妥協，就不致爆發為革命，這固然了。更要緊的，乃在矛盾雖不能就此解消，卻使人常常抱著希望，致力於其解消(士人以倫理責勉君民雙方，眾人以倫理互勉及自勉)。解消得幾分，固於禮俗益加肯定，即解消不了，亦歸咎在人，誰能因此否定禮俗?這樣，就使此共喻共信者數千年曆久如一，從無翻案文章。社會構造不變，當然就無革命。法製雖間有變更，在此無關宏旨。蓋從不越出傳統禮俗範圍，變於何有?曆史上每次變法改製，皆發之自上，此即證明其變動所係不大。而每次大變亂之發生，亦從不聞其代表一種反對製度的大運動。此又證明其已是變無可變了。
即如辛亥革命，自一方麵說，固不同於過去之變化改製而止，但至多亦隻算得中國禮俗丕變之開端。必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直向舊禮教進攻，而後探及根本，中國乃真革命了。於此，孟德斯鳩有一句話正好適用：禮俗者何?所習慣而公認為不可叛者也。苟一旦以為可叛，則其國乃無一存。(《法意》第十九卷十二章）
真的!中國至此，還存得有什麼呢?不像這樣，就不算變。然而這樣的變，又豈是中國社會自己所能發生的?——不是世界大交通，從外麵引發他變，一而再，再而三，不會有此。一麵不這樣不算變，一麵這樣的變，自己又不會有，此即上文所雲變無可變了。(1)(中國之沒有革命(社會曆久不變)，實由於其攝法製於禮俗之故。這在四十年前，夏曾佑先生已見到一些。夏為嚴譯《社會通詮》作序，首先歎息自甲午以來，言變法者其所誌在救危亡，而沮變法者其所責在無君父。夫救危亡與無君父不同物也，而言者輒混。仿佛不可解。繼提出一公例：“宗教與政治附麗疏者，其蛻變易；宗教與政治附麗密者，其蛻變難。”而說中國自秦以來，政治與宗教即不可分，於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於改教。而救危亡與無君父二說乃不謀而相應，始膠固繚繞而不可理矣。未有舊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蛻者。中國之曆數千年不出宗法社會，蓋以教之故。——夏所雲宗教，即我所說禮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