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就要問：此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人生活動，何以在西洋末後就變了，而在中國竟不變?且究竟此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人生活動，緣何而來？
於此我先舉亡友萬民一先生之說(1)(見萬著《民生哲學的新認識》第一篇“論中國社會演進的特殊性”，桂林文化供應社出版。)，他同我一樣，認為唯物史觀在解釋曆史一切發展上有所不足；但他不以人生態度立論。在他看，人類為生存，非要對付自然界以行生產不可，於是生產力從而發展，於是社會從而發展，這固自有理。但此實不過生存問題中之一養的問題而已。人類必以集體而生存。而任何一集體生命，總常要對抗其他集體而保衛自己。否則，便不得生存。此即一保的問題。同時此集體還要時時調整內部，而得其安妥。內部不安，亦是不能生存的。此即一安的問題。共為三問題。問題卻不止一個，人類自非隻向一麵而活動。當其他問題吸引了人們心思活動時，就可能耽誤其生產力之發展，甚至阻遏之。東西各民族曆史之不能限定從一方向發展者以此。唯物史觀隻把握了一養的問題，實不足以解釋一切。據他說：中國文化之特色，即重在解決安的問題，並且過分地把保和養兩問題，亦當做安的問題來解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話，顯然是把原屬養的問題轉移到安的問題上。其注重倫理上彼此顧恤，互相負責，其化階級為職業，不使經濟上趨於兼並壟斷，種種??是實行把養的問題放在安的問題中。認為從安上即可得到養的問題之解決，而不重在向自然界進攻以解決養的問題。又如抱四海一家之天下主義，懷柔遠人而同化之，即不從對外鬥爭上解決保的問題，卻幾乎把它當做對內之安的問題一樣看待。中國人這樣偏在安上作功夫，而不知對三問題分別處理，其結果當然就在養和保兩問題上有很大失敗。如人口蕃增，即感土地不足以養。一切自然災害(水旱疫癘)來了，皆無法應付。如每每受外族欺淩，乃至為其所征服統治，種種皆明白可見。尤其近百年對照著西洋人——其文化特色恰在向自然界進攻，暨對外為集體鬥爭——而形見其重大失敗。然其失敗是失敗在養和保兩種功夫之耽誤(尤以耽誤了產業革命失敗最大)，至如其安的功夫固未嚐失敗，而有很大成功。——成其民族生命擴大與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