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之功。試從山川地形上看，從種族語言上看，皆非不能讓中國分為若幹民族若幹國家者。而它卒能由人的情感之相安相通，化除壁壘隔閡，廣收同化融合之效，形成世界無比之一偉大民族。對照著西洋來看，其一國或不抵我一省一縣，其一族或不抵我一張姓一李姓。大大小小若幹國若幹族，紛紜複雜，鬥爭不絕，而莫望融合統一，則豈非彼此各有其得失成敗?唯其功夫能收效——不止在安上收效，亦且在養和保上有不少成效——於是路子愈走愈熟，乃固執而不舍。於是路子愈走愈偏，乃於其所遺漏之一麵竟無從補足。這就是中國經濟不進步，生產力不發展之所以然。
萬君之說，具有理致，未嚐不近真。他與唯物史觀同樣看到人類求生存這一點上。但他卻更看出人生要吃飯，還大有事在。人事關係沒弄好，“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請看今天世界威脅人類的，是吃飯問題呢，還是飯如何吃問題呢?是問題在人對自然界之間呢，還是在人對人之間?隻看見人類同乎一般生物的那一麵——對自然界求生存一麵——顯然太簡單了。其次，把人事關係分為集體對內對外兩麵，亦大致不錯。隻可惜他的“三問題”，說來說去不出一生存問題，仍舊把人類看得太簡單了。人類實已超出生物甚遠，而有其無限之可能，因之，其問題亦無限。因而不能把人類活動，曆史發展，限定在一個或幾個問題上。他不曉得人類曆史愈到後來，或人類文化愈高，便愈遠於其生物性。三問題在人類文化史上地位先後不同，且亦非永遠存在者。今天世界已漸漸要將保的問題攝收在安的問題中，而一旦人類合起來控馭自然界之時，則養亦即不複為問題所在。凡想要把握人類曆史動因——貫乎曆史全程的一個動因——而在曆史文化研究上建立一普遍適用的理論，恐不免都是妄想。
然他以對內求安為中國文化特色，卻是差不多。數千年中國人的心思聰明，確是用在人事上，而不用於物理，一“安”字正可綜攝“修、齊、治、平”那一套。唯其在這裏若有所見，而且見得太早，就出了岔子，而影響全局(全部文化)。萬君雖不足以闡明中國經濟不進社會不變之謎，我卻不妨因他的意見之提出，而加引申以明之。——
首先我們從安的問題來看——
順著自然趨向，人們的心思聰明原是為養的問題而用——用於奧本海末爾所謂經濟手段，自己勞動於生產，或與他人的勞動為等價交換。乃至為奧本海末爾所謂政治手段——強把他人的生產無代價收奪——而用，亦同是很自然的。因一般生物總是要向外界爭取養生之資；人亦是生物，除了他最親的“自己人”而外，其他“人”與“物”最初是分不清的。不但古時歐洲海盜與商業不分，即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間亦還是同樣合法。(1)(見米勒利爾著《社會進化史》，陶孟龠 禾譯，《萬有文庫》本第4卷285頁。)這就是對外人如同對外物。人類從古以來，總是在自己圈內才有情理講，在自己圈外就講力(這是自古及今未曾變的真理)。無端地誰去理會什麼安的問題?人之意識到安的問題，是一麵遭遇另外一力量起來相抗，一麵卻又覺得不好或不能以對外物的態度對待之。此不好，或不能，就是肯定它在自己圈內，不像養的問題之對自然界，或保的問題之對外邦異族那樣，可唯力是視，無所顧惜，亦無所顧忌。自己這圈愈大，就愈有安的問題，安的問題實現乎這圈的大小為比例。圈的大小，人世間萬般不齊，難以一言盡。然而有兩點是可說的：一、人類文化愈進，這圈愈放大。徑不妨以其圈的大小，衡量其文化之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