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這圈之放大。通常卻很少出於自動之一視同仁，而寧多由對方之爭取得之。——此點最重要。
粗言之：由於人類心思聰明天天向自然界進攻，結果就知識日進，一切工具日利(參看第九章講古今不同隻在工具一段)。客觀一麵，彼此間關係既日以繁廣，日以密切，其勢乃不容不由鬥力進而講理。而主觀一麵，人亦經陶養得更理智更理性，兩麵合起來，便造成這圈的放大。一步一步放大，最後便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試看眼前世界豈非正被事實造成oneworldornone“不和平即毀滅”，人們勢須以理性相安共處，代替武裝之自保，人類前途將隻有安的問題而沒有保的問題。又第八章講過，理性要從階級來，奧本海末爾亦有經濟手段對政治手段步步製勝，最後完全清除之說，凡此皆可互相參證。人類曆史正不外“自己人”或“同類意識”如何被動地逐漸放大之曆史，理是產生在兩力——力與力——之上的，是由事實發展而逼出的，不是人類理性演出來曆史，倒是曆史演出來人類理性。
像這樣順著自然趨向走，雖不免迂笨，卻是有前途的，是可以走得通的一條路。而且事實保證了理性，步步踏實不虛。通常可說都是這樣，而偏偏中國不這樣走。它由親親而仁民，以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推廣於外，構成倫理本位的社會，自動地放大這圈。養的問題本在安的問題之先，而中國古人眼中寧多看見安的問題。安的問題原出保的問題之後，而中國古人襟懷，其對外亦有對內意味。萬君指證其過分地把保養兩問題亦當作安的問題來解決，蓋信有之。它實越出常途，走了捷徑。順著自然趨向走，就是從人所同乎一般生物的一麵(向外爭取養生之資)出發，然後慢慢轉到人之所異乎一般生物的一麵(理性)。而中國卻是直從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即人之所異乎一般生物的一麵出發。出發點幾乎便是終點。這樣走，是走不出去的。中國文化發展與一般有異，全在此。試問不到“把人當人待”時候，有何人事關係之足重視?有何安的功夫之要講求?而“把人當人待”，在一般皆力量均衡之結果，在中國寧發乎理性。這樣就缺乏客觀事實為保證，而不免於反複。中國曆史表現，與一般有異，全在此。——此所謂“走不出去”，所謂“不免於反複”，看下文自明。
其次，我們再從安的功夫來看——
我們知道，集體對外自保固要作武力，即對內求安，照例亦少不得武力。武力統治是從古代奴隸社會經過封建社會，到近代資本社會，乃至現代向著共產而過渡的蘇維埃，一直昭然存在之事實。古今前後分別，隻在輕重隱顯直接間接之有些不同。除從資本社會而下，可望輕減外，自封建而上，其武力都不得不重，不得不顯，不得不直接。同時隨著其階級界別要嚴，亦有不待言者。然單單武力絕不足以獲致安妥，此時宗教毋寧是更重要。階級之發生，原在以生產勞動委諸一班人，而另一班人則以對外對內之武力為事。因此階級界別，就在其勞動於生產與否。宗教在這裏，主要是賦予階級秩序以信仰價值，而不去究問其所以然。事實上，“行之而不著，習焉而不察”，亦誰能理會其所以然?一切什麼都是當然的。社會就這樣在階級矛盾中安妥下來。一般說，安的功夫隻是如此(武力宗教合起來統治)，豈有其他可講求的?我們知道，養的功夫——農工生產——之被留意講求而發達成學問，固然很晚，安的學問亦絕不早一步，或者可說更遲。然而奇怪的是中國遠在二三千年前，卻已留意到此而講求之，以為士人的專業，亦為上層階級的職責。這從孔子孟子對人問答話語中，明白可見。例如：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見《論語》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