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人毅然倡與民並耕運動，以反對坐食。此其理性要求，又是何等明且強?(三)孔孟雖不以耕稼為士人之所尚，卻絕不說人生來有貴賤，以肯定階級；而隻從社會分工原理，說明勞心勞力之分，不過為其兼營不來，而“安”與“養”乃不得不通功易事。試問更有何處封建社會看得見如此言論?(四)最特別的，自是其所講安的功夫，盡在“修己以安人”一句話。請問這是什麼?這是武力嗎?這是宗教嗎?明明白白完全不落封建蹊徑。孔門之所講求，可為一大表征；傳至後來，就有所謂“修、齊、治、平”之一套，有所謂“內聖外王”之學。後此二千餘年中國士人在社會上之職分功用，和“仿佛將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統治”之局麵，皆自此開出。而追溯上去，當又有為孔子開其先者。大約從古社會內部形勢，即必有以導致此種啟悟，而理性之啟，更轉促社會形勢之緩和。如是互為因果，循環推進，發展不已，遂使此土社會風氣不同於他方，不是任何個人之功，亦莫究其端始。參看第九章所講中國封建階級自行融解一段，可資互證。(五)“修己以安人”，安人的功夫，隻在修己。他如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皆是一個意思。總之，不在向外尋覓方法，卻須把心思聰明反身向裏用。“修、齊、治、平”要以修身為本，且必求之於“格、致、誠、正”。孔孟所講求的自是踐形盡性之學。若以為中國古人所見隻在安的問題，孔孟所講隻在安的功夫，未免淺隘，猶未得其根本。根本上是中國古人於人類生命之可貴，親切地有所認識，乃有個安的問題在其懷抱。又於踐形盡性之不易，深切地有所認識，而後修己功夫乃重於一切。事實上既不能外於人而有己，修己安人乃連成一片。此中學問功夫，說簡易亦甚簡易，說無窮，亦複無窮。現代學術雖雲發達，於此尚無所窺，而中國人除非數千年白活了，否則，其貢獻正在此。由此我所以說它理性早啟，文化早熟。
然而岔子就出在這裏!好像另一麵門窗大辟，人們的心思聰明被領導著向養的問題以外用去，而回不來。分析言之，其重要關鍵有二：一是化階級為職業太早，而且很近理。——國家亦許最後被廢除，但政治仍自有其不廢者在。那時政務將是由階級之事，變而為職業之事。所以中國封建解體，把政務由階級的轉化為職業的，乃是一進步的趨向，很接近於最後之理。唯其前進太早，條件不夠，所以隻是趨向於此，而不能完成其事。唯其很近於最後之理，所以就不易改變。我們說它近理，抑又不止此。勞心者務明人事，勞力者責在生產，安與養乃通功易事，各有其所專，這不是很合理的嗎?像許行要與民並耕，雖出於理性要求，卻不免開倒車。像一般之階級剝削，雖符於進步趨向，卻又乖乎啟蒙之理性。試問除了今天科學技術大進，發見人類可役使機械生產，不再靠人類體力外，誰能預先知道還有勞心勞力竟可合一之更好的理想呢?所以這在當時的中國(理性漸啟而生產技術尚拙)，實為唯一合理，更無可代替之理想。唯其合理，就為此大社會所趨求；唯其無可代替，遂一成而不變。二千多年來就在這一直不變的劃分之下，把生產之事(養的問題)劃出勞心者注意圈外。然而這一部分人，恰是比較有心思聰明的，又有暇運用其心思聰明的，更且有其工具設備(文字圖書等)以助其心思聰明之用的。把生產之事劃出他們的注意圈外，就等於劃出這偉大優秀民族的意識圈外。因在勞力者們，本是勞力，自少用心，兼以其聰明不高，空暇有限，工具設備缺乏，盡管天天在對付這些事，亦屬徒然。特別是他們不易超開了眼前需用而用心思，就杜絕了理智之深入與開展，杜絕了科學之路。偶有心得，卻絕開不出什麼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