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日之鄉村社會生活，最為今日所當研究。顧前人則以習見而鮮加記載。或散碎不得肯要。此文於其組織製度、機構運用、辦理事項、社會製裁、爭訟公斷、征工服役、地方保衛、公共娛樂、經濟合作、子弟教育等，均扼要敘出，實為極寶貴之材料，故全錄於此。)正是其一代表例。看那種規模條理，看那種業務經營，豈不很好很好?但它一則不能移植於都市，二則它若擴大到一千五百戶以上，或一萬人口以上，便難保其良好秩序。都市是五方雜處，依地不依人，像那種依於家族倫理關係以為組織運用者，便用不上。而單位大了，人數多了，必須用法，用禮便嫌不足，但它原是用禮的。此即見其本質上有異乎集團，而其所可能有之團體生活不越乎是。像三國之田疇，明末之花縣(見第十章)，皆因特殊機會，偶一表見，要它維持長久，或擴大範圍，都不可能的。老實說，這些社會生活並不缺乏民主——其內部秩序不恃武力而恃理性，即其誠證。而因其不能成為強大集團，卻實缺乏政治——政治和法律全是強大集團所有事。要它擴大或持久，就必須增加武力成分，那亦即是曆代建立王朝之路。然而就令如彼，其政治不依然是落歸消極無為嗎?根本上中國是無數家族藉倫理聯鎖以成之社會，縱然增加武力成分，亦還變不成階級統治之地緣國家。它藉禮教維係一消極相安之局，就在這一瞬間，一麵有幾分民主，一麵卻繼送了政治。任公先生說：“西洋人之市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濫觴，而中國人之鄉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煬灶”，其論精湛無比(1)(由於中西曆史事實所在，卒使任公先生覺察“中國有族民而無市民”，“有鄉自治而無市自治”，並指出西人之市自治養成其政治能力，中國人之鄉自治卻斷送其政治能力。但於家族生活偏勝與集團生活偏勝之兩條脈路，先生猶辨之未明，雖為此言，不能深識其義。)。歸結來說：中國不是缺乏民主，乃是缺乏集團生活，缺乏政治和法律。或者說：中國非因缺乏民主而缺乏其第四第五兩點，其缺乏於此，實以缺乏集團生活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