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即不否認從眾之理，但所見更有在從眾之外者。取決多數，隻算聚訟不休時一個最省事的解決方法。執行起來，容易行得通而已。至於其是否當理，就不得而知。但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其根本要求或在真，或在善，或在美，或在巧(指實用上最經濟有效者)，統可名曰當理。人類理性一天一天開發，此根本要求愈來愈明強。那不問是否當理，糊裏糊塗從多數的辦法，將不為人所取。近今西洋立法，時或舍民意而取專家。(1)(舊著《鄉村建設理論》第154—159頁，論及開會取決多數，曾引近今西洋之“專家立法”“技術行政”為例，可參看。)乍看形式似舍多數而依少數，其實專家所為正所以達成民意。欒書所雲“夫善，眾之主也”，正是說：善為眾所宗生，民意本在求善。拘定要從眾者，或反不如尊尚賢智之合理。此實為民治製度之進步，夫豈民主精神之取消?民有民享之理，中國人充分見到，顧不以民治製度行之者，並非見不及此，蓋從乎理性所見又超過了一步。中國，乃是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這是最應當記取的。
再例如一個人在中國隻許有義務觀念，而不許有權利觀念，乃起因於倫理尊重對方，反而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機會。雖亦不免於被壓抑被抹殺，但其壓抑抹殺之者，是“理”而非“法”。其義務乃本於情義而自課者，初非外來強權之所加，是道德上之義務，非法律上之義務。各人站在自己立場則相爭，彼此互為對方設想則相讓。中國實吃虧在講禮讓，看對方重於自己，超過了“承認旁人”那句話，與起因在不顧旁人者適相反。近代西洋人既由相爭而達於互相承認，兩得其平，此時乃信有非中國之所及者。然其不及，原從有所超過而來，並不是因不及而不及的。如我所見，中國不及西洋之處，一切皆同比例。這又是希望讀者記取的。
從上理念之研究，即可進而研究其社會形勢。此恒有所超過之理念，發乎理性，不由客觀形勢所逼出，乃轉而變化了客觀形勢。這實在是中西一切不同之所由來。凡上文所論社會形勢之異，試追上去，皆可尋出其根由在此。上文說過中國社會形勢之異，至秦漢而豁露。此豁露乃由先秦封建之解體。此封建解體，如第九章所論證乃有大異於西洋者：西洋起於經濟進步，經濟手段對政治手段之一次確定製勝，即封建財於一種新興之外力而不得不代謝以去。中國卻由內部自行分化融解，而非政治手段果敗於經濟手段，封建因此未遽為新興勢力所代，而不免於反複。在此自行融解又時不免反複之局勢中，正見其有一種與封建自為矛盾之力量在。封建之所依恃，一在武力，二在宗教。而中國一則以理性早啟，趨重於道德之自覺向上，宗教遂以不足；再則以理性早啟，乃不以對物者對人，更且以對內者對外；唯相安是尚，不尚武力(詳第十一章)。矛盾就起於此，其構成矛盾者，實為理性之力。封建既以矛盾而軟化崩解，崩解又以矛盾而不免糾纏。二千餘年社會形勢之特殊，端由人們主觀上理性之萌動而衍來。這是很明白的。
兩麵討究，總結一句：西洋文化是從身體出發，慢慢發展到心的，中國卻有些徑直從心發出來，而影響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進，後者便是早熟。“文化早熟”之意義在此。向下將講明它，凡上文所雲“由內而外”，“從理到事”，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