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且對於人的行為或社會現象，若徒看其外表動作，而不從其情意了解之，有何可研究者，而人情則非體會不能得。這必須回省自己經驗——非複一味向外看，更須設身處地去想——非複一味靜觀。尤其像法律、政治、經濟，一些應用的學問，處處離不了人的情感反應，理想要求，豈是單單客觀所能了當?這其間時時要視人如己，以己度人，多是理性之事，不徒為理智之事。科學從理智來；從理性來的，卻不屬科學。此其中大部分隻是思想(包含哲學及主義)而非知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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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講學問，詳於人事而忽於物理，這是世所公認的。中國書籍講人事者，蓋不止十之九，這隻須一翻開中國書就曉得。中國人心思聰明之所用，何為如是偏於一邊?此應究問者一。中國學問雖雲詳於人事，卻非今之所謂社會科學。社會科學還是順著自然科學之路，盡可能地作客觀研究，此則處處以主觀出之——多從道德觀點，亦或從實用眼光與藝術眼光。即在客觀敘述之中，亦寓有主觀評價，純客觀研究百不一見。蓋不唯其學問對象偏於一邊，作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根本亦不一樣。是又何為而然?此應究問者二。倘若於此兩大問題不注意，便是無識。注意了，而如果不用我們從上(第十一章)以來所作解答，亦是莫得其解。蓋自從化階級為職業，變貴族為士人，一社會之中，勞心者務明人事，勞力者責在生產，這樣一劃分，就把對物問題劃出學問圈外，學問就專在講人事了。又所謂務明人事者，原是務於修己安人。從修己安人來講人事，其一本道德觀點或實用眼光，而不走科學客觀一路，又是當然了。這是就後二千年曆史來說。後二千年社會，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之形勢既成，此二千年間中國學術大勢即隨以決定，此無可疑也。(倫理本位則促成其修己安人之學問。職業分途則劃出農工商，使不入於學問。）
“中國文化以周孔種其因，至秦漢收其果”(見第十章)。凡後二千年之事，皆果之事。秦以前，中國學術尚不如此成定型。然而周孔以來，宗教缺乏，理性早啟，人生態度遂以大異於他方。在人生第一問題尚未解決之下，萌露了第二問題暨第二態度，由此而精神稱用到人事上，於物則忽略。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對物者，科學之不得成就出於此。既不是中國人笨拙，亦不是文化進步遲慢，而是文化發展另走一路了。
張東蓀先生最看到此點，在他所著《知識與文化》一書，較論中西學術不同之故，曾有極可貴之闡明。第以散見各篇章中，難於引錄原文。茲綜其大意，而為之條列於次：從語言構造上看：西洋一句話必有主語(subject)謂語(predicate)，其語言中蓋甚注重主體。中國則主謂語之分別不清，其語言不注重主體。
從思想態度上看：西洋發問恒先問“是什麼?”可謂之“是何在先態度”(Whatpriorityattitude)。中國恒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