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將怎樣?”可謂之“如何在先態度”(Howpriorityattitude)。
科學的對象是物，曆史的對象是事。西洋人極有物的觀念，且或化事為物；中國人極有事的觀念，且或化物為事。
西文動詞tobe轉為名詞being，實為物的觀念之所寄，西洋哲學之本體觀念亦即出於此。但在中國思想中，則似隻有becoming而沒有being。
西洋哲學直問一物的背後，像是直穿入的；中國哲學則隻講一個象與其他象之間互相關係如何，像是橫牽聯的。
在邏輯上，西洋以同一律為根本；中國不重同一律，卻可說有一種相關律。
在哲學上，西洋以本體論為開始，且作為最重要之一種討論，中國人卻從不見其究問本體。在西洋無論如何隻能以宇宙觀為人生觀之前奏曲，不能合並為一。然而在中國則宇宙人生合一爐而冶，或且宇宙論啄收於人生論中。中國簡直可說隻有實踐哲學，而沒有純粹哲學。(1)(張著《知識與文化》，商務印書館出版。此見原書第三編之第二第三各章，及附錄之一、二、三、四各篇，附錄各篇尤重要。）
如左列出這些點，實在是一貫的。東蓀先生指出是中西人心思(mentality)有些不同。當其最初亦許不顯著，而展轉熏習，卒致各自走上一路。西洋一路正是產生科學之路，中國之路恰是科學不得成就之路。明白說：西洋有物的觀念，而中國沒有。雖嚴格來說，物的觀念是西洋近代(十六世紀以來)科學家創造出來的，然卻淵源自古。有人認為中西思想學術之不同，隻不過是古今之別，並無中外之異，顯見其不然。
東蓀先生所謂心思之不同，若用我的話來說，便是：西洋人從身體出發，而進達於其頂點之理智；中國人則由理性早啟，其理智轉被抑而不申。蓋就身體是圖生存之具來說，理智是身體的頂點，猶兵器之有鋒刃，必用到理智方得盡其圖生存之能事。然若理智直接為生存要求而用，其用有限。必藉理智和官體對外產生出知識來，再根據知識以解決生存問題，其用始大。這就要經過好奇心或遊戲本能轉一個彎。好奇心或遊戲本能，在生物進化中隨著理智之逐漸展開而肇見於高等動物間，至人類最發達。它一麵是從身體來的一種本能興趣，有異乎理智之冷靜，卻又一麵超脫於身體之生存要求，而近乎理智之無所為，恰恰在身體理智間作橋梁。尤其是好奇心，殆為動之終而靜之始。其為研究而研究，實知識學問創造之所資。西洋自古豔稱“愛智”，其科學正由哲學衍來。中國後世之無科學，即為其古代無哲學，哲學隻是西洋所有物，亦猶乎科學隻是西洋有之。在古中國，哲學隻不過是其道德實踐之副產物，在古印度則為其宗教實踐之副產物，皆未嚐獨立自存。似此思路之不同，豈非彼此人生態度有所不同?在學術上，在文化上，明明是東西流派之分甚早，豈得看做一古一今？
中西學術不同，亦有可看做一古一今者，我們初不完全否認。即如學術混合，學不能獨立於術之外而自行發展，古時通例如此，中國亦如此。中國幾千年來學術不分，其所謂學問大抵是術而非學，最為大病。其結果學固然不會有，術亦同著不會發達，恰落於“不學無術”(借用)那句老話。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曾痛予揭出。(1)(舊著雲：早然書史上麵有許多關於某一項某一項(經濟政治等)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缺乏係統的。而且這些思想道理，多是為著應用而發，不談應用的純粹知識簡直沒有。這句句都帶應用意味的道理，隻是術，算不得是學。凡中國學問大半是術非學，或學術不分，離開農政和園藝，沒有植物學，離開醫經和治病的六書，沒有病理學，更沒有什麼生理學解剖學等等。(中略)此其結果，學固然沒有了，術亦不得發達。因為術都是從學產生出來的。——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26～31頁。)若問何以古時通例如此?則為人類文化之初，莫不從身體出發，其時頭腦冷靜不足，理智尚未得申。必從身體出發，而進達於其頂點，理智申發，乃不涉應用，專於求知而成學。此即西洋之路，亦即是一般應用順序，卻不料中國沿襲古初，一直不改。關於中國人不能離用而求知這一點，有識者多能見到，東蓀先生外，故張蔭麟教授亦曾提出說過。(1)(張蔭麟教授論文有雲：過去中西文化一個根本差異是，中國人對實際活動的興趣遠在其對純粹活動的興趣之上。在中國人的意識價值裏，實際價值壓倒了觀念的價值。——原文見《思想與時代》月刊第十一期。)他並且說：許多中國人認定西方文明本質上是功利主義的文明；而中國人在這類(利用厚生)事業之落後，是由於中國人一向不重功利。這是大錯特錯的。(見《思想與時代》月刊，張著：《中西文化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