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眾人情誌一麵之能安穩而向前，而此在西洋卻全靠其宗教。若沒有宗教作文化中心以維係其社會，則近世科學之發生發展又是不可想象的。對照中國，則由理性早啟而宗教缺乏，與其無科學，亦正是一貫的事情。
二長於理性短於理智中國人既理性早啟，冷靜不足，展轉相引，乃愈來愈長於理性，愈短於理智。西洋人反此，他們恰是長於理智而短於理性。試為勘對，事實昭然——
(一)在中西文化彼此交流上，中國固曾以一些物質發明傳給西洋，那隻為我們文化之開發早於他們一步。其後便不然了。十七世紀(明末清初)耶穌會士東來傳教，中國所歡迎的是他們帶來作見麵禮的物質文明——天文學、數學、物理學、氣象學、地理學、生理學、醫學及其他技術等，而卻不是那人生方麵的宗教。十八世紀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國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麵的社會理想、倫理組織、政治製度等，雖那些德國人法國人將中國社會一切都理想化了，但亦知道自然科學在中國之不足。十九世紀以來，此種形勢一直未改，不過中國人於震驚西洋物質文明之餘，更在社會人生一麵失去自信罷了。1920年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上講演，亦還是說“中國一向多理會人事，西洋一向多理會自然”，今後當謀其融合溝通。(1)(民國九年杜威博士來華，在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上講演，特致此意。當時張申府曾擬譯為“天人合一”，似亦未善。)體認情理者為理性，考驗物理者為理智。中西各有偏長，此可見者一。
(二)西洋之向知識發展者，更還而追窮分析到知識自身，是即康德以來之認識論，認識此認識，冷靜複冷靜，達於理智之最高點。偏乎理性一邊之中國，則不尚知識而重情義，發展至王學(王陽明之學)乃造其極。王學講良知，尚力行(知行合一)。良知則無所取於後天知識，力行則反冷靜。良知之知，千變萬化總不出乎好惡，力行之行，唯指此好惡之貫徹實踐，亦不及其他。中西兩方遙遙相對，各趨向於一極端，此其可見者二。
(三)西洋人自古依憑宗教，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誡不知有義理。中國則自古宗教不足，而以孔孟極力啟發人之自覺向上，從來是要憑良心講理的。凡我們之有所不敢為者，內恧於不合理，知其非也。西洋人則懼於觸犯教誡，得罪於神。在歐洲，一個不信宗教的人將是任意胡為、沒有道德的人。所以羅素遊中國後，曾深深歎異中國人沒有“罪”(Sin)的觀念。又說：在中國“宗教上之懷疑”，並不引起其相當的“道德上之懷疑”，有如歐洲所習見者。(2)(羅素著《中國之問題》第35頁及第189頁。)此其理性之長短，豈不昭然?直待後來宗教改革，人們意識乃見覺醒。然在西洋之所謂“理性主義”，其大陸哲學之所謂“理性派”，其史家所指目十八世紀之為“理性時代??，要皆心思作用之抬頭活躍而特偏於理智之發揮者，於此所謂理性，尚不甚顯。試看其近代人生風氣丕變者，曾不外一變於逐求現世幸福而可知。哲學雖代宗教而興，但最流行的是功利思想之哲學，如所謂樂利主義、幸福主義，以至後來之工具主義，實用主義等皆是。其必要確立個人自由、保障個人權利，正為劃清各自欲望活動分限，而得遂其活動。講經濟，則從欲望以出發。講法律，則以權益為本位。論到政治，則不過求公私欲望之滿足。總之，人生以欲望為本，而運用理智，計算得失而已。其不同於中古者，隻在以利害代罪福，以法律代教誡。然利害觀念和罪福觀念，原屬一條脈路，變而未變。對於義利是非，向上一念，豈不依然缺乏?中國民族精神如第七章講，正是“向上之心強，相與之情厚”，彼此理性長短，此其可見者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