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人好講理，乃於各宗教不複沾滯在其特殊名家、具體儀文、表麵關係等，而理會其道理。每有人想把各大宗教融合溝通，在昔則有所謂“三教同源”，在今則有所謂“五教合一”，其他類此者甚多。他們總喜歡說：教雖不同，其理則一。此固不免籠統可笑，然正見其是直接地信理，間接地信教。即此抽象理解力，可為其理性發達之征。但理性發達，並不足補救其短於理智，許多幼稚可笑之迷信，依然可流行於讀書人之間。反之，在西洋雖不能以道德代宗教，卻可有科學以代迷信。兩方互有短長，此其可見者四。
(五)講理與鬥力，二者互不相容。中國人在相爭之兩造間，若一方先動武，旁觀者即不直其所為，雖於本來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從容講論而後明，一動武即不講理，不講理即為最大不是。此恥於用暴之美德，外國有識之士如羅素曾深致歎服：世有不屑於戰爭(tooproudtofight)之民族乎?中國人是已。中國人天然態度，寬容友愛，以禮待人，亦望人以禮答之。道德上之品行，為中國人所特長。(中略)如此品性之中，餘以其“心平氣和”(pacifictemper)最為可貴。所謂心平氣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決是已。(羅素《中國之問題》第192頁，中華書局出版）
羅素此歎，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淺之人，衝動強而理性短，於彼此相爭之際，不能論辯以明其是非，輒以鬥力決曲直。此風在歐洲直至近代初期，猶未盡除，既行於私人彼此之間，亦且行於公眾。看甄克斯《社會通詮》便可曉得。前引其所敘舊時選舉競爭之事，即其一例。在他書中說：勝者得之，負者噤若。
兩造相持，得請一鬥為決，雖或曲勝直敗，無後言。
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isright)那句話。文明既進，血鬥似不複見，然而工業上勞資之兩方，此以罷工為手段，彼以閉廠為武器，依然是不決於理而決於力，以勝負定是非。風氣移人，今日中國少年口裏筆下亦愛用鬥爭一詞，完全模仿布爾塞維克而來，北伐以前猶未見也。中西理性長短，此其可見者五。
以上五點雖雲未盡，可得其大要。但假如我們想指出西洋在理性上有優於中國之處，卻亦有一點可指。那就是：他們理性雖淺，卻是隨著其社會形勢之開展而次第開發，並不像我們是早熟的。早熟的，常常蘄向雖明，而事實多有不逮。常常隻見於少數人之間，而不能普遍於社會，尤其缺乏客觀保證，不免於反複。次第開發者，從事到理，心隨身來，穩定可靠，便不致如此。關於此方早熟之為病，向下續有說明。
三陷於盤旋不進前講中國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源於產業革命之不見(第十一章)。現在又可看出產業革命之不見，源於無科學，蓋從心思上之中西分途，其文化之後果便全然兩樣，中國雖於其途尚未大分之時，有科學之萌芽，而當其途既分之後，科學卒以夭折，不能再有。同時，就專以修己安人為學問，而農工商業一切技術則不入於學問，被劃出於勞心者注意圈外。學術研究之題材既隘，又以不易捉摸之生命為對象，遂盤旋而不得進。同時，農工商諸業得不到學術研究以推動之，亦不能有進步。此兩者以分離而同蹈絕境，中國人在人生第一問題上乃留滯於產業革命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