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指點在西洋抽象之理念為後出，而中國恰與之相反，自然很對。其僅舉辛亥以來為例，蓋猶未悟西洋文化是從身體出發，而中國卻從心發出來，一則從事到理，理念在後，一則從理到事，理念在先。彼此原來不同也。)慈孝仁義，最初皆不外一種理性要求，形著而為禮俗，仍不過示人以理想之所尚。然中國人竟爾以此為其社會組織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確之客觀標準，此即其不落實之本。例如政治製度，在它即為其禮之一部。說它是專製與說它是民主，同樣不恰當。它固不曾以民主為禮，又何曾以專製為禮?事實上亦許不免於專製，然而那非它本意。從其本意表現得很好之時，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過不甚多見。前曾說中國社會秩序恒自爾維持，若無假乎強製之力，那確有其事，有非西洋社會所能夢見。但治世少而亂世多，像西歐國家可以近二百年無內亂者，又非我們所能夢見了。談中國文化總不能以其亂世作代表，而要舉其治道治世來說。但這樣說，又嫌理想有餘，事實不足。又我常說：中國之民主存於理(理念)，西洋之民主存於勢(形勢)。存於理者，其理雖見，其勢未成，縱然高明，不能落實。存於勢者，其勢既成，其理斯顯，雖或了無深義，卻較穩實。這就為西洋是從現實(利與力)中發展出理性來的，而中國人卻諱言力，恥言利，利與力均不得其發展。離現實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終古為一不落實的文化。
(四)落於消極亦再沒有前途——與其不落實之病相連者，尚有一病，就是落於消極。政治為力之事，然而不獨為力之事，沒有一點理性是不行的。經濟為利之事，然而不獨為利之事，亦恒必有理性在其間。總之，凡是人的事缺不了理性，隻是理性多少問題。人類文化漸高，原是利、力、理三者循環並進，然人的理性日啟，則利與力的地位隨以遞降，這是一麵。又一麵，利發達了，人之所需無不給，則利亦不足重；力發達了，人人有力，則亦難以力服人。末後經濟上完成社會主義，政治上完成民主主義，那便是利、力、理三者同增並富，而理性居於最高，以決定一切。西洋循現實之路以進，自能漸次達此一境，其文化都是積極的。中國理性早啟，以普其利於倫理而經濟不發達——經濟消極，失其應有之發展進步；以隱其力於倫理而政治不發達——政治消極，失其應有之發展進步。它似乎是積極於理，而不積極於利與力，然理固不能舍利與力而有什麼表現。卒之，理亦同一無從而積極，隻有敷衍現狀，一切遠大理想均不能不放棄。中國文化多見有消極氣味者以此。同時，它亦再沒有什麼前途。
(五)暖昧而不明爽——以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類如西洋文化)——相對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