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從乎身則分則隔，從乎心則分而不隔，然卒以身之故，此不隔之心卻容易隔起來，故在文化上恒必有其相聯相通之道，而後人類乃得成社會而共生活。人類從最初有社會那天，便有宗教，就是為此。凡宗教，道德，禮俗，法律一類東西，皆為文化之屬的一麵的。說心即指理性(見第十二章)。凡社會之發育成長，屬身一麵的皆由理智對物有進步，屬心一麵的，皆由理性對人有進步，理智對物有進步，不外自然之物更為人所控製利用，其表見則在種種工具之發達。理性對人有進步，不外那些歧見猜防，褊心固陋--此多起於後天而存於群與群族與族之間--漸得化除，恢複其本來不隔之心。其表見則在宗教、道德、禮俗、法律之閎偉明通。宗教是一怪東西。它一麵涵有理性成分，一麵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便人在此得相聯通，同時卻又使人在彼隔閡起來。上說那些歧見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盡出於宗教迷信，至少亦與宗教有關。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統一，民族所以難於融合，至今歐洲卒必分若幹單位而不止者，正為他們當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而中國的好處，就在早早脫開宗教，創辟其非宗教的文化。所以論人口麵積，我與歐洲相埒，且他們經濟進步而我未能，他們交通發達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們在生活關係上自又大為疏遠，地麵又顯得格外遼闊，卻是他們所不可得之融合統一，我先得到。此即中國文化雖未能以理智製勝於物，獨能以理性互通於人，他們盡管身近而心不近，我們雖則身遠而心不遠。更從中國西洋以看印度，印度宗教最盛最多(印度文明自有獨到在此)，西洋所未有，莫論中國。因此中國式之社會發育成長，在印度不能有。同時，它在身體對外發達種種工具一麵，似尚不如中國，莫論西洋。因此西洋式之社會發育成長，在印度又沒有。這兩麵都沒有，自然難怪其社會陷於支離破碎之奇觀了。統起來可以說，中國，西洋，印度之不同，其問題皆在宗教上。
社會之發育成長，身心兩麵原自相關，因亦常相推相引而共進。但由於西洋是從身到心，中國是從心到身，中西卒各落於一偏，失其身心應有之配稱關係。西洋之失，從近代資本社會最易看出。一大工廠，一大公司，成千成萬之人在一起共生活，雖事實上互相依存，而人人各自為謀，彼此缺乏承認，缺乏了解。有如一盤機器的各部分，誠然為著一公共結果而在協作前進，但他們卻於此公共目的無認識無興趣。因其隻是機械共處而非理性合作，所以不能按著公共目的而各自約束自己。相反地，有時且各為自己而破壞了公共目的。整個西洋社會便是這樣機器式生活著，其間聯鎖關係多偏在身一麵，而缺心為適當配稱。杜威博士於其《民本主義與教育》一書，嚐論今日歐美雖不能不說是一進步的社會，但仍有其“不社會”之處，正為此。現在逼著轉向社會主義，仍不外一機械力之逼迫，尚少悔悟於其理性之不足。今後如何亟從理性求補充，是其前途所切需。
表見在中國人之間者，好處是不隔閡，短處是不團結。西洋人與我相反，其好處是能團結，其短處是多隔閡。因此若在西洋，不隔閡就一定團結得很好，而中國卻不然。伯爾納·約瑟在其《民族論》既盛稱全中國的文化十分一致，卻又說中國人缺乏民族意識民族情緒，不算一真正民族。此在西洋將不可解，何以其人文化都十分一致了，而其間還不曾有民族意識民族情緒存在?蓋民族意識民族情緒養成於團結對外。習於團結對外之西洋人，有時於文化不一致者猶不難團成一民族。不習於團結對外之中國人，盡管文化如此統一，依然有不成民族之譏。證之於抗日戰爭，說中國人沒有民族意識或者太過。然中國人散漫無組織，家族意識鄉裏意識每高於其國家意識民族意識，甚且出國在外猶所不免，其病不可謂不深。問其何為而然?一句話回答，就是其社會在心一麵之發育有餘，而身一麵之發育不足。身體屬於有對性。當社會從身體有對一麵發育而成長，首先即依宗教以團結對外，繼此還是依於宗教進步而擴大團結(參看第三章)，末後可不依宗教，而還是不改其團結對外。西洋之路正如此，中國獨以理性早啟，於此頗有缺略。及至社會組織以倫理不以集團，其缺略乃更決定。其不隔閡即理性之表見，其不團結即缺身一麵之發育以為配合。這是很明白的。至於種種工具不發達，身體活動不能加大加強，經濟猶偏乎自給自足，政治傾向於消極無為，使其人益形鬆散，幾若不甚相關，其為社會在身一麵發育不足之表現又不待說。然盡它在這一麵如此短缺，而另一麵其融合統一之出奇偉大局麵，你總否認不得，此即所謂在心一麵之發育有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