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傅雷給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許多記憶可以搜索的。當四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初識傅雷並很快成為他家常客的時候，他的兩個孩子都還幼小，大孩子傅聰剛及學齡。在四周被日本侵略軍包圍的上海孤島，連大氣中都彌漫著一種罪惡的毒氛。他不讓兒子去上外間的小學，甚至也反對孩子去街頭遊玩。他把孩子關在家裏，而且很早發現在幼小的身心中，有培養成為音樂工作者的素質。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親自擔當起教育的責任，並在最基礎的文化教育中，環繞著音樂教育這個中心。正如他在對己對人、對工作、對生活的各方麵都要求認真、嚴肅、一絲不苟的精神一樣，他對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嚴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戲逗樂，也不見他對孩子的調皮淘氣行為表示過欣賞。他親自編製教材，給孩子製定日課，一一以身作則，親自督促，嚴格執行。孩子在父親的麵前，總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隻有當父親出門的時候，才敢大聲笑鬧，恣情玩樂。他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做什麼，吃什麼，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進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了同席的人，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甚至因傅聰不愛吃青菜，專揀肉食，又不聽父親的警告，就罰他隻吃白飯，不許吃菜。孩子學習語文，父親卻隻準他使用鉛筆、蘸水鋼筆和毛筆，不許用當時在小學生中已經流行的自來水金筆。我不知道傅雷有這樣的禁例，有一次帶了傅聰到豫園去玩，給他買了一支較好的兒童金筆，不料一回家被父親發現沒收，說小孩子怎麼能用那樣的好筆，害得孩子傷心地哭了一常我事後才知道這場風波，心裏覺得非常抱歉，對傅雷那樣管束孩子的方法，卻是很不以為然的。
同時傅聰也正是一個有特異氣質的孩子，他對愛好的事物常常會把全神都貫注進去，忘卻周圍的一切。有一次他獨自偷偷出門，在馬路邊蹓躂，觀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樂得忘了神，走著走著，竟和路邊的電線杆子撞了一頭，額角上鼓起了一個包，鬧了一場小小的笑話。他按照父親的規定，每天上午下午，幾小時幾小時的練習彈琴，有時彈得十分困倦，手指酸痛，也不敢鬆弛一下，隻好勉勉強強地彈下去。但有時卻彈出了神，心頭不知到來了什麼靈感，忽然離開琴譜，奏出自己的調子來。在樓上工作的父親，從琴聲中覺察異樣，從樓梯上輕輕下來。傅聰見父親來了，嚇得什麼似的，連忙又回到琴譜上去。但這一次傅雷並不是來製止的，他叫孩子重複彈奏原來的自度曲，聽了一遍，又聽一遍，並親自用空白五線譜，把曲調記錄下來。說這是一曲很好的創作，還特地給起了一個題目，叫做《春天》。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聰首次回國時，還問過他多少年來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還自己作曲。
傅聰少年時代在國內就鬧過一次流浪曆險記。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後，傅雷全家從昆明遷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