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桃啊甜櫻桃！”
最妙的是皮安訓用鼻音哼的“修陽傘哇”！
幾分鍾之內，嘩哩嘩啦，沸沸揚揚，把人腦袋都脹破了。你一句，我一句，無非是瞎說八道，像一出大雜耍。
一幕鬧劇，躍然紙上。傅譯已達到相當高的藝術境界。這段對話中，個別語氣助詞是滬語，因為傅雷是上海人，上海小商販的吆喝聲使傅譯有生氣。倘能代之以北京小商販的吆喝聲就更精彩，因為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誠然，傅雷的譯作還有不足之處，比如對話中個別句子過於書麵化。我想，這與他倡導的要多“讀舊小說”不無關係，況且傅雷譯的巴爾紮克多在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成書，以當時文壇情況而論，傅譯的文筆可算是非常通俗、非常通暢、非常大眾化了。再者，巴爾紮克使用的詞彙量極大，個別詞又較冷僻，要貼切地譯出並非易事。傅雷自己也說：“文字總難一勞永逸，完美無疵，當時自認為滿意者，事後仍會發見不妥。”翻譯家在藝術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溢於言表。再想想傅雷1951年、1963年兩次重譯1944年初譯的《高老頭》一事，不能不使人對這位孜孜不倦、不斷探索的翻譯大師肅然起敬。
巴爾紮克寫作的速度極快，稿子修改得也不多，風格冗長而滯重。傅譯巴爾紮克小說卻是脈理清晰、層次清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傅譯本超出了原著的語言水平。這類事，翻譯史上常有發生。如歌德認為納梵爾所譯《浮士德》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來得清楚；葉君健所譯安徒生童話之於中國兒童，比原文之於丹麥兒童更明白易懂。對這樣的做法，也許會有反對意見，但我的看法是，翻譯家在文字上如能既“傳神”，又超過原作，這真是原文作者和譯本讀者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呢！一個作家找到一個高明的譯者，就像一個編劇找到了一個好導演一樣地有福氣；如找到一個很糟糕的譯者，就是天生倒黴的了。有了傅雷，巴爾紮克算得上是有福氣的了。巴爾紮克之所以在中國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傅雷先生是立下了大功的。
對待伏爾泰的著作，又何嚐不是如此。傅雷說：“伏爾泰原文修辭造句最講究，譯者當時亦煞費苦心……”我們來看一段《老實人》的譯文：Pangloss enseignait la metaphysico-thelologo-cosmolo-nigologie.ll prouvait admirablement quil ny a point deffect sans cvause,...邦葛羅斯教的是一種包羅玄學、神學、宇宙學的學問。他很巧妙的證明天下事有果必有因，……（1）“La métaphysico-théologo-cosmolo-nigologie”譯成是“一種包羅……的學問”，精彩極了。特別是那個冠詞“la”譯成“一種”，如稍加玩味，便能悟出它的妙處。可惜“nigologie”沒譯出。這個詞在詞典中找不到，要憑想象。法語中“nigaud”意為“傻瓜”，“logie”是表示“學”的後綴，合在一起，即成“nigologie”（“傻瓜學”）。伏爾泰運用文字進行諷刺的本領由此可見一斑。再說，玄學、神學、宇宙學，都是些令人敬畏的學問，現在卻與傻瓜學為伍，真叫人啼笑皆非了。所以傅雷所添加的“包羅”二字，實在令人拍案叫絕。
（2）Il ny a point deffet sans cause，沿用漢語習慣講法“有果必有因”，並不因為法語是否定式，中文也來個否定式。譯文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