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性格桀驁不馴，秉性梗直而又疾惡如仇，希望朋友都和他一樣，待人真誠，對事認真，但劉海粟處於美專校長的位置上，要處理方方麵麵的各種關係，所作所為當然無法像他要求的那樣。他們出現矛盾的起因是張弦的待遇問題。張弦從法國回國後，一直在上海美專任教，薪水較低，生活困苦，傅雷與張弦情投意合，便為他打抱不平，認為做校長的劉海粟待人刻薄，“辦學純是商店作風”，一氣之下離開美專。１９３６年夏天，張弦因急性腸炎去世，傅雷認為張弦的死是受美專剝削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劉海粟。不久，在一次討論舉辦張弦遺作展的會議上，傅雷與劉海粟發生激烈爭執，大吵起來，從此他們絕交２０年。
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後，傅雷、劉海粟都投入到了火熱的新社會中，遂恢複了友情。
１９７６年冬天，劉海粟的一個學生從舊貨店買回一幅《長城八達嶺》畫，送給劉海粟，看著這幅畫，劉海粟老淚縱橫，這是解放後複交時劉海粟送給傅雷的，“文革”中小偷從屋頂爬進封了門的傅雷住宅，偷出來賣到舊貨店。畫如今又回到劉海粟的手上，而傅雷卻已和他分處兩世了。１９８６年劉海粟重遊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遊，不禁黯然神傷，他為安徽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傅雷譯文集》第１３卷中收集的《羅丹藝術論》作序時說：“想到漫長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這樣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實在幸運。”
摘自《民國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傅雷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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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二十四歲的傅雷講課■黃宗英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從巴黎回國，抵滬之日，適逢“九一八”事變，故國已無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美術史及法文，《二十講》就是當年傅雷的授課講義，一九三四年六月編撰完畢並未發表。遺留下來的是一冊厚厚的，以“十行箋”訂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靈秀的毛筆字書成。而我竟能以人民幣二元一角購得三聯書店的八四年版本，簡直不可思議；雖說責任編輯吳甲豐在“編校後記”中解釋“限於條件，隻好暫時將就”雲雲，我已經感到萬幸萬幸如獲至寶，百感交集，有點兒想哭。
待我打開書頁，卻仿佛自己已化為莘莘學子之一，聽博學多才年方二十三四歲的傅雷講課，我仿佛看到趙丹也在課堂裏，一九三三年正是作為小小劇團團長的趙丹，被故裏南通的國民黨通緝，帶著衝出險境的得意乘船悄悄來到上海，把父親囑咐他學律師的學費交到美專。唉，我到哪兒去問阿丹有沒有聽過《二十講》？隻知道阿丹對傅雷還是挺服貼的……隻是我已經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課堂的四麵牆已經消失，書冊像一襲魔毯把你帶往幾個世紀前的翡冷翠、羅馬、荷蘭……恰如傅雷《序》中言：“夫一國藝術之產生，必時代、環境、傳統演化，迫之產生，猶一國動植物之生長，必土質、氣候、溫度、雨量，使其生長。”他告訴你十三世紀是中古的黑暗時代告終、人類發現一線曙光的時代，是誕生但盯培根、聖多瑪的時代，也就誕生了基督教聖者方濟各。聖方濟各頌讚自然、頌讚生物，相傳他向鳥獸說教時，稱燕子為燕姊，稱樹木為樹兄，說聖母是一個慈母，耶穌是一個嬌兒———這在藝術上可純粹是簇新的材料，於是童年時就已在荒僻的山野的喬托，乃承擔了方濟各幾座教堂寺院六十多幅壁畫和內部裝飾，喬托的畫成了天真動人的詩。讓我感到最親切的是《聖方濟各向小鳥說教》，小鳥兒從樹上飛下來，一行一行蹲在方濟各麵前，像一群小孩在靜靜傾聽，真是妙極了。所以說“繪畫之有熱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與神明之皈依者自喬托始”。他是文藝複興的先鋒。於是我們跟蹤傅雷熱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與對藝術之神皈依之虔誠走近波提切利，走近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倫勃朗、魯本斯……讓我們通過畫麵聽到音樂的律動、曆史的走向、心靈的震顫，並教會我們在宏大的曆史畫卷中，彙聚眾多人物的題材裏，能夠找到那準確地精心勾勒一件事物的一舉手一投足的一分鍾。呀，我的筆難以描述二十萬字的《二十講》之博大精深，我想到曆史和人物皆因關鍵的一分鍾結晶，而積累，而沿襲……有一天，三聯書店總經理董秀玉來到馮亦代的病房，我談起得到《二十講》的珍本，隻是字太小，我的視力在退化，有的篇章不得不去複印放大，有的片段若按我年輕時的記憶力真想背下來，人還是要相信些什麼的。小董說：“我們出了新版本啊！是大三十二開本，字清爽。老版本限於當時條件隻選了五十四幅插圖，而當年傅雷講課時，是配有大量名畫圖片的。傅敏為了實現父親的宿願，在旅歐時帶回大量名畫圖片，共選用二百一十四幅。可精彩啦。”“那一定很貴吧？”我問溜了嘴。“不貴，才六十多元，我送你。”三聯書店一直常常贈書，果然董總沒過兩天就寄來一本新版《二十講》。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到一九九九年二月已經第四次印刷了。